刘克军

　　“9·22”大限过后，许多“红顶煤商”纷纷撤股。据透露，全国20个产煤省份目前已有3200多名国家干部和国企负责人退股。但是，笔者却留意到这样一个信息：在撤股官员中，不少官员撤出了远超其正常投资能力上百倍的股金，而有关部门却“一视同仁”，鲜有下文，这恐怕有违民意和法律意志。

　　不妨来看两则消息：辽宁省阜新市共清理和纠正“红顶煤商”和“参煤”国企负责人各一人，撤出股金705万元，其中，现任清河门区区长助理的李树林一人撤资700万元。此前，在郑州的撤股官员中，有1名科级干部竟然撤出资金100万元！

　　对待这类撤股官员，显然应该不同于其他“红顶煤商”，否则，势必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笔者以为，有关部门不妨把撤股官员分成三大类，加以区别对待：

　　第一类是那些在“大限”前主动撤股的官员（持有小额股金），从宽处理或免予追究。第二类是那些在“大限”日期过后被迫撤股的，这类官员不应免责。第三类就是这些撤股资金远超自身投资能力数百倍的官员，决不能放弃审查。如此远远高于正当收入的不明财产，纪检、监察部门应当介入调查。

　　如果有关部门这次执法再度“疲软”，早撤晚撤一个样，明撤暗持一个样，处理方式一个样，那么，只会给这些“红顶商人”带来一个错误信号：只要不突破政策最底线，干什么事情只要选择“最佳时机”推出，都会无伤大碍，他们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肆无忌惮。而这，于国、于法、于民无疑都是一种巨大的祸患。（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