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1995年,源于河南的地下“卖血狂潮”吸引了我省铜仁某乡几百名农民前往秘密卖血。1996年,该乡一位卖血农民在温州查出感染HIV病毒。经查,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感染艾滋病。从此,原本宁静祥和的村庄笼罩着一团沉重的阴影。至今,为拯救这里的“艾滋农民”,我省相关人员用意志和勇气与HIV病毒作着最艰难的斗争。
夜幕下的村庄
铜仁某乡。夜幕降临。历经14个小时的颠簸,记者终于抵达。放下旅行包,为寻找知情人,记者走进夜幕深处———踏上一条通往周边小村的土筑公路。房屋、村庄、山峦、稀疏的灯光,全被乳白色月光浸润着。“请问你知道附近哪些人感染了艾滋病?”一40来岁的中年妇女向我走来。“不知道!”中年妇女惶惑地闪开了。紧接着,记者询问了好几位村民,他们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正当记者困惑时,后面上来一中年男子,一头老黄牛被他赶得直喘粗气。“干什么的?”他主动发问。“你知道你们村哪些是艾滋病患者吗?”“哦!艾滋病?你会医呀?”“当然不会。”“那你是记者吧!”看着我腰中的摄影包他得出这一结论。紧接着,他扳着指头边说边数:“我们这里R1、R2、R3、R4等村民组都有,不过有的已经死了。”他叫老吴,是该乡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员。他只知道“合作医疗名单”上艾滋病患者的名字。“他们都很艰难,干农活,没力气;赚钱,没能力。”坐在老吴家的院坝,他开始向记者讲述村里“艾滋病农民”的情况。22时54分,整个村庄出奇的静。老吴说一般这个时候,全村人都睡了。话音刚落,接二连三地来了两男三女。他们来找老吴商谈办理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手续。看见记者,他们说:“哦,有稀客呀!”“是我一个朋友。”老吴边说边向我示意。在记者旁边,他们坐了下来。其中一人手上缠着绷带,散发着奇怪的气味。“今年收成怎么样?”记者小心地问,女的回答说:“莫谈哟!今年干旱,田里的庄稼都死了。”其中一个男子接过话头:“劳力不好,我种得少。”而缠着绷带的中年男人始终没说一句话。当记者直接问:“你们知道这个村有艾滋病患者吗?”他们相互愣了一下,齐声回答说:“我们都是!”
孤儿的梦想
2001年的冬天,R2村民组,一家三个孩子的命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她们在相继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失去了双亲。突然间,他们成了孤儿。据说,他们的父亲曾到河南卖血,后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母亲没有卖过血,但死亡症状一样。老大小琴(化名)17岁,现在广州打工;老二15岁,在读初三;老三是唯一的男孩,12岁,读初一。据了解,她们的学费由学校和政府共同承担。三姐弟的生活现正在办理低保手续。在他们叔叔的帮助下,记者电话采访了远在广州的小琴。“我经常都梦见他们。”尽管已经几年了,小琴还是无法忘记父母临终时的一幕:“小琴!你一定要将弟弟妹妹带大。”说着,电话那边的小琴哭了起来。为了完成父母的遗愿,初二那年,她不顾老师、同学和叔叔们的挽留,毅然踏上了南去的列车。现在,月工资800多块钱的她,每个月除了自己的生活费外全部寄了回来。“我一定要送妹妹和弟弟上大学。”电话那端,小琴啜泣着坚定地说。“我很想妈妈。”15岁的老二低垂着头,“妈妈走时我读四年级。”“我长大了一定要当医生,治疗艾滋病。”12岁的老三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卖血后的梦魇
9月14日上午,烈日当空,R1村民组一片宁静。对面山头上,一座新坟在花圈的包围下静静地僵卧着。在老吴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正处于发病期的艾滋病患者李某家中。他消瘦而微黑,整个左手全是乳白色水疱,由于没钱医治,他用民间土方:将苦瓜叶子捣碎,敷在水疱上。李说:“效果还可以,从昨天到今天,已经消了许多。”“我是去卖血得的这个病。”提起河南之行,李某微微战栗,嘴角掠过一丝僵硬的苦笑。他皱着眉头,回忆起10年前到河南卖血的日子:泛滥失控的地下血站,来自五湖四海以卖血为生的“铁血敢死队”,刁蛮、贪婪的血站工作人员,行人异样的目光,苍白、清瘦的乡亲……说着,他流下了眼泪。1995年,他目睹了河南的地下卖血狂潮。10年来,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他经常做着噩梦。由于贫困,该村大约1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卖过血。他回忆说:“我们那次就去了70多人,先前也有很多人去,之后也有几批……”当卖过血的乡亲接二连三地死亡时,他开始真切地感觉到这种结局也将飞临到他的头上。据说,他们是冲着“卖血一个月可以赚几千块钱”这句话而到河南“淘金”的。这对于年收入才几百元的他们无疑是一大诱惑。到河南后,李某和老婆杨某抽了11针,每天一针,一针60块钱。因身体原因11天后他们打道回府。四年后,老婆莫名其妙地死了。死时高烧不退,是不是艾滋病,至今是谜。之后,不少人都死了,莫名其妙的高烧或其他症状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从1997年到现在,和李某一起去卖血的乡亲已相继离世,有的仅仅是感冒、高烧,有的只是生疮。“现在死得只剩下20多人了。”李某痛苦地说。尽管他们不知道“怎么了”,但凡到过河南卖血的村民或多或少都“有问题”———直觉告诉他们,“他们的死亡与卖血有关。”
“重磅炸弹”
1996年的一天,铜仁某疾控中心。一个陌生电话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你们那里的×××在温州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电话那端的同行凝重地说。———传说中可怕的疾病真切地逼近了。随后,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迅速展开调查:抽血、化验、检查,反复比较、对照,最后专家组发现:该地到河南卖血的村民部分被感染艾滋病毒。这一结论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彻底粉碎了整个村庄的平静。一时间,那些曾经卖过血的村民被视为“瘟疫”、“恶魔”,他们只能选择躲避,有的甚至不敢出门。从此,闭塞的乡集市有了第一家旅社。来往的专家、学者、自愿者、医疗队员频繁地进出该乡。村民在受关爱的同时,也嗅到了问题的严重。后来医疗部门陆续到村里为村民检查身体,抽血化验,再后来,有的人被分别告知得了一种叫“艾滋病”的病。R3村民组的艾滋病患者陈某,她从来没有卖过血,但她的血液同样被检测出HIV病毒阳性,她知道这是来自丈夫,而她———不知道怨谁?看着村里的艾滋病患者陆续死亡,她有点绝望,更让她担忧的是,自己的两个孩子:最大的5岁,最小的才3岁。这么小的年龄,一旦自己和丈夫“离开”,孩子们怎么办?
艰苦的斗争
R1村路口,几根脸盆大的木头支撑着一座10平方米左右的简易“庙宇”。“保佑我家平安、保佑××长寿!”一中年妇女正虔诚地跪拜佛像。尽管进行了广泛宣传,但村民对艾滋病家庭的排斥情绪还存在。该乡分管艾滋工作的张副乡长说。目前该乡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免费查血、免费治疗,可一旦村民获悉某人得了艾滋病,那么就没有谁愿意与他接触,更不用说帮忙料理农活了。该乡卫生院分管艾滋病工作的王副院长则说,为弄清艾滋病感染人数,抽血检测时,他们每次都只能“秘密进行”。R3村民组的周某,据查,他曾到河南卖过血,但无论怎样问他,他都拒不承认。两个月前,他发病了。到省城医治时他对乡亲们说,朋友在上面开门面,叫他前去帮忙,“一个月几千块钱。”一个月后,他死了。为帮助村民们走出艾滋病的沉重阴影,当地卫生部门,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宣传、解说、家访、发传单、贴墙报,对艾滋病人实行重点帮扶……由于乡年财政收入仅20万元左右,尚无法彻底解决艾滋病患者的生存问题,这给艾滋病防治带来了很大困难。该乡一分管计生的副乡长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去年,一个患上艾滋病的孕妇要人流,计生人员听说是艾滋病患者,“没有谁敢动手术。”于是,他向有关部门请求援助,但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接收。他们只好花5000元购一套专业的人流设备,向有关部门借来了“防化服”,最终手术才得以施行。另外,“专业的工作人员缺乏也是一大问题。”铜仁市疾控中心分管艾滋病工作的饶主任说。据了解,该中心还没有专门管理艾滋病的人员,就连他本人,“也是兼职的。”该乡卫生院分管该项工作的王副院长认为:设备的缺失常常使他们的检测和防治工作陷入困难,但当务之急还要彻底解决好艾滋病患者的生存问题,“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这样艾滋病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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