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百余年的抗争，经济学被推到了至尊的显学地位，它总是透出一股霸气，在各个领域扩张自己的地盘，就连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领域它也染指；“经济学帝国主义”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而这一切，无不是经济学家的功劳，也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以契机，更赐中国经济学发展以良机。市场化进程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给经济学家渊博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建议以实践的平台。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的今天，新现象不断涌现，与老问题交织在一起甚至打成结，本身就唤求经济学家出谋划策。
然而，我们现在却为更多所谓的当代经济学家感到担忧。寻租理论丰富了经济学界，而租金的丰厚也引诱许多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际”，开始了自己的寻租历程。根据公开信息，截止2001年底，中国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其聘请或提名的500多位独立董事中，有131名经济学家。如果这些经济学家运用自己的知识，通过合理、合法地为上市公司效力而获得了丰厚回报，但却被媒体及公众误认为是“相互勾结”“牟取暴利”，那确实是冤枉。而这131名经济学家当中相当一部分，分别担任着各级政府经济顾问及其他要职(包括兼职)！这便可怕了，因为他们的言论影响着公共政策，当在制定产业政策及公共政策时，他们可能人为地使政策向其受雇的利益集团倾斜。这是一种公然“创租”及“设租”的行为，比“寻租”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损害的可能是万千持股民众的利益。
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当代经济学家深谙此道。于是，大到上市公司，小到一般的商业公司，当代经济学家的身影无处不在，美其名曰“要素的自由流动”。他们大都有三重身份：企业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学术研究专家。他们的行为一般可归纳为“三步走”：第一步，通过与企业的结合，成为利益集团的受雇者及“形象大使”(与我们常说的“形象大使”不同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的身份不公开)；第二步是政府这一关，由于这些经济学家在政府担任了经济顾问、某某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制定与其受雇企业相关的产业及公共政策时，他们可以“公平地”将天平偏向自己的幕后老板；第三步，这些经济学家回归本位，以一个学术研究专家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媒体上、在大学讲台上、在著述中引经据典，用“缜密”的经济理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决策是正确的，是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的。这一步很绝，因为，这不但赢得了公众的绝对信任甚至爱戴，而且赢得了政府、受雇企业及更多对之“青睐有加”的利益集团的信任，为下一轮的“三步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套用一下当代经济学家动辄将片面言论都称为理论的做法，我将上述“三步走”论说称为当代经济学家的“循环寻租理论”。
这是一个令当代经济学名利双收的年代，更是呼唤经济学家良知的年代。当国人及各大媒体都在讨论企业家“原罪”问题的时候，我们假定那些企业家真是“凶手”，那么“帮凶”又有哪些？当代经济学家离原罪到底有多远？
最近几年学界对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口水仗，对实际的行为改进与局势优化并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前两日读报，看到社科院一位专家谈到经济学家良知有关问题时称，“我们社会所认为的经济学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二是做经济知识的技术人，三是经济学家的道德人”。我对照了一下这样的标准，发现我上文提到的所谓的“当代经济学家”，原来只是“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根本配不上做经济学家(因为真正的经济学家是讲道德的)，顿时哑然失笑。然而我又觉得这样的说法有瑕疵，那就是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恰恰是从“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与“做经济知识的技术人”过渡或“进化”而来的：对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与“技术人”的无良知我们可以纵容，却奢望讲道德的真正的经济学家马上现世，未免有点异想天开。
先哲曾言，学术无知是灵魂的毁灭。在当代经济学家的言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多一个无良知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政进程就会多一个污点；多一批这样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就有偏离正常轨道的危险。我们不奢求每一个实践或准备实践“循环寻租理论”的当代经济学家，都在顷刻间金盆洗手或打消念头。我们只希望这些经济学家明白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在自己力促利益分配格局偏袒化而不是经济社会整体和谐的过程中，牟取再多的经济租金，其边际效用也是极低的(甚至是负效用)，而这个过程中极高的交易费用，则使他们无不面临有灭顶之灾的危险。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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