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方奕晗
10月30日，记者在北京见到杨松。
此次来京，杨松是到东方出版社修订自己的书稿。12月1日，这本历经周折的书就能如愿以偿地面对广大公众了，但杨松面对记者时却并不释然。他说，至少目前他还有四大忧虑。
一、公众的歧视最可怕
最让杨松感到急迫的，是公众对于艾滋病的态度。他发现，一旦有人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周围人就会躲得远远的，认为他／她生活不检点。“如果洁身自好就不会得这种脏病”是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在这样的压力下，不少感染者会产生罪恶感，不愿承认自己的病情，不仅延误了治疗，给身边的人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还会产生报复社会的行为。
二、孤儿院会不会成了形象工程
艾滋病研究专家高耀洁认为，杨松所说的这家孤儿院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大量的迎来送往使学生无心学业，成了政府的形象工程。据介绍，由于天气热，10多天接待4拨还算少，平时的参观者还会更多。
三、如何让捐助者放心
社会各界给艾滋孤儿的捐款并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是杨松发现的又一个问题。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孤儿院都建立了账务，接受了多少捐款，这些钱是怎么用的，这些问题在不少地方都是“糊涂账”。
对于捐助者，杨松还讲了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一位台湾商人通过高耀洁联系到了几个孤儿，想资助他们。而这个村的一些病人，还有村干部，通过邮寄地址直接找到这位台湾商人在上海的家，上门要钱，又吃又喝又拿，电话骚扰无数。最终，这位商人不堪其扰，没等把几个孩子资助完就回台湾去了。
四、地方政府还有些顾虑
现在，其他省市某些地方也存在集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当地政府认为，一旦把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当地的经济发展、对外形象就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据杨松介绍，文楼村的情况被公开之后，许多外地人甚至不敢到其所在的驻马店参加农产品交易会，会议被迫停办。“这的确给吸引投资带来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钱。”一个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曾经私下里告诉杨松，“艾滋县”多是贫困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仅够发工资，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用来防艾抗艾。政府一旦公布真实情况，中央肯定会加大投入，同时也会要求省、市、县等各级政府拿出钱来配套———这样的情况是这些贫困县的官员们不愿意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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