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一新 特约撰稿 陈璐

　　四川省中江县的县城不大，却出了个独特的人物：朱文光。

　　有人说他是“打拐英雄”，有人称他是“千里独行侠”，还有人送他一个美名“中江佐罗”，也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小个子”，因为他相貌平平，个头不高，实在是个寻常之人。

　　1992年，朱文光是中江县一个保安，从1994年开始他志愿参加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解救工作，到目前为止，他差不多解救了160多人。

　　1 “救救我，我要回家”

　　朱文光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永安镇，18岁参军。1985年复员后，他当过矿工、乡村基层干部、保安。他怎么开始打拐的呢？

　　“我这个当兵出身的人，总觉得自己应该干点有意义的事儿。我是从做保安的时候开始打拐的。”朱文光回忆起他的第一次打拐经历：“大概是1994年初春的一天。上班时我接待了一位中年妇女，她向公安局求助解救她21岁的女儿周立。她哭诉道，3个月前，周立被人以3600元拐卖到了内蒙古武川县一个姓徐的人家。”

　　朱文光见状，立刻向单位主动申请前往解救。武川县在中蒙边境，他坐火车从成都经兰州转包头，在硬座上足足颠簸了4天4夜，下车就来到武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请求协助解救。第二天上午9时许，朱文光和3名当地刑警开着吉普车出发了。“吉普车在跑完50公里的柏油路后，我们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司机只得靠指南针和地图行驶，大概6个小时后，我们才找到了周立住的地方。”接下来的这一幕，烙在了朱文光记忆里：“我是扮作协管员上门查户口的，在一间低矮的黑屋子里见到了周立。她听出我的乡音，明白我是来救她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我哀求道：‘救救我，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着跪在地上的她，我心里像被锥子锥穿了一样难受极了，只有一个念头：我自个儿性命舍了，也要把她救回家。”

　　朱文光回忆着当时情景：村庄里的四五百人把我们紧紧围着，车子动也不能动。买方叫二赖子，他的母亲很无赖，躺在车底下大嚷，“你们要过去，就从我身上压过去！”根本不跟你讲什么法。拳头、口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头上、脸上、背上。当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干这个事情了，我骂自己：“朱文光，你下次再去，你就是木瓜。”

　　在回家的火车上，朱文光详细了解了周立的悲惨遭遇，痛苦得彻夜难眠。“为防她逃跑，她的‘丈夫’把她用铁链拴在床角，她受尽了无数折磨。在火车上，她还惊魂未定，大小便都失禁了。”周立悲怆的面容，让朱文光刻骨铭心。

　　当朱文光带着受害人周立回到中江时，他立刻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新闻人物。朱文光说：“平生第一次让我觉得有一种成就感，人家把你当恩人看。我想，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把命豁出去，值得！”

　　这次远行，让朱文光走上了“打拐”之路。

　　2 6斤干蚕豆和1米多深的臭水沟

　　四川中江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每年有近30万成年人外出务工，而那些失去学业的姑娘在劳务市场上很难找到工作，她们穿梭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往往成为人贩子的拐骗对象。

　　朱文光说：当一家人泪汪汪地来给你跪下来求你的时候，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我应该去救命。因为我是个男子汉。

　　朱文光身材不高，墩墩实实，一看他的身段，就知他是个习武之人。他说练功夫是为了在路上看到小偷或是有人抢劫，能冲上去较量一番。他说最崇拜的英雄，就是他的同乡黄继光。

　　2000年元月，朱文光离开保安公司，开始民间个人打拐。开不到介绍信，朱文光就把当地媒体有关他的报道背在身上，当成介绍信。

　　2003年6月，朱文光接到了一个由内蒙古打来的求助电话：“我叫阿莲，快救救我！”年轻女子发颤的声音让他震惊！

　　1993年9月，16岁的她为了替家庭分忧，独自一人到成都西门劳务市场找工作，被一女人贩子拐卖。阿莲被骗至内蒙古丰镇市浑源窑乡的一个村庄，以二三千元卖给一个44岁的男人为妻。她不堪忍受屈辱的生活，两次偷跑都被抓回，遭到毒打，右手被打断。

　　朱文光说：“阿莲父亲收到失踪女儿的来信，心如刀绞，愁眉不展。他变卖耕牛、粮食，才凑足1800元盘缠。我叫他炒6斤干蚕豆，然后我挎上从部队带回来的军用水壶，立马上路。”

　　朱文光痛苦地回忆着：那天一大帮人黑压压围了过来，打我，我根本无法抵挡。最后那个村庄里大约1000多人都来了：“我们花钱买来的，你敢就这么带走？”当地娶亲要花三四万块彩礼，那户人家很穷，根本出不起那份彩礼。这回买个老婆，花了二三千块钱。那个“丈夫”，有间歇性精神病，病一发作，提着棍子就要打人，这个女孩身上早已被打得伤痕累累。我想，那“丈夫”火气大，打我两巴掌就算了。没想到他是开拖拉机的，拿这么长长的铁家伙，一摇一晃冲过来。我当时看到他一闪手，“哐叽”一下子打过来。如果我没有一点功夫，如果不是用手臂膀去挡一下，肯定半边头就被打得没有了。

　　当女孩被救出时，朱文光却被强行拖下车，被推到路边坡下1米多深的臭水沟里。他挣扎着，艰难地从臭水沟里爬起来。这时两名彪形大汉又冲上来，像老鹰捉小鸡般把他抓起丢在地上，痛打了一顿。听到“打死四川这个矮鬼”的咆哮声，他不敢再爬起来，急中生智装死，等待救援。

　　每一次解救，朱文光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在惊心动魄之后，才有了亲人的重逢。朱文光说：那次解救回来时，女孩家里没有一点钱，家里连像样的凳子都没有。女孩的父亲母亲给他跪下来，“老朱，我没有什么来感谢你，我家里只有一只鸡，拿这个谢你。”老朱大喊：“不行，拿回去！”

　　3 勇敢、坚韧，富有正义感，是部队对我的教育

　　总有人这么问朱文光：你为啥要这么做？

　　这么一问，这个汉子就激动起来：我图什么名？图什么利？我家里有什么？我现在是欠着账。我做好事不是想要回报。

　　为什么他一定要承担这么一份责任？他的回答一点都不高深，他说，在家乡在我的亲友中间发生了这种事情，我无法不去解救！你看那些小女孩，十五六岁卖掉，她们多么悲惨啊，我这个热血男子能不管不顾吗！

　　朱文光总是面色凝重，很少笑容。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朱文光说到激动之处，泪水会滚落下来。当地人送他一个“大侠佐罗”的称呼，其实他没有佐罗的嬉笑怒骂，没有佐罗的飞舞轻盈，朱文光一路走来显得那么吃力。他不是大侠，他本是个普通人，他没有特别的武功，他只有一腔热血。

　　他说：“打拐英雄”和“中江佐罗”这些称呼，我觉得都不太合适。对于我来说，只要有人来找我，我就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不让自己问心有愧。我在云南中越边境当过4年兵，勇敢、坚韧，富有正义感，是部队对我的教育。

　　有人说，他是别出心裁想弄点钱。他说：我出生在农村，对老百姓有感情，除了愿意帮助他们，我根本不可能从他们身上赚钱。离开保安公司后，我在救人途中的差旅费、住宿费需要当事人负担，救人成功后收200元、500元不等，最多不超过1000元，如果救不到人，分文不收。如果说要赚钱，我随便到广东哪里打工都应该有更高的收入，我的追求不仅仅是钱，否则我的人生就太没有意义了。现在我老婆开茶铺每月可以挣1000多元，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家人生活勉强能过得去。

　　4 现在经常读法律书籍

　　朱文光似乎是眼下社会里“重精神轻物质”的一个“异类”，自从志愿开始解救被拐卖人员的工作起，他就备受争议。他帮助了许多人，获得荣誉，也有许多无奈。

　　有法律专家指出：朱文光这种行为、这种精神固然值得赞扬，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凸现了一个社会问题。打击犯罪、解救被拐人员这样的事情，毫无疑问是有关部门的责任；民间力量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映射出在我们社会某些领域的缺位。多年的打拐经历，使朱文光越来越意识到个人力量的单薄和英雄主义的无奈。他现在非常希望得到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朱文光说，我老婆和女儿以前很不理解我，觉得我干这种冒险又不赚钱的事情实在没意思，为此我女儿还和我赌气。女儿慢慢长大能够理解我了。老婆也不再阻拦我，毕竟她也是农村女人，心地非常善良。我的女儿，她现在愿意去学法律了，希望以后能用法律帮助我，帮助更多的穷人。

　　现在我出门经常带着法律书籍学习，今年11月我准备先考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资格证书，以后还要参加司法考试。多年的打拐经历和各种挫折告诉我，我帮助老百姓，主要是打抱不平，但不能从法律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不能仅靠勇气蛮干了。“救人也不能违法”，现在我经常提醒自己。

　　对于朱文光的打拐行为，一直有争议。但是，当人们讨论朱文光打拐合法不合法、是对还是错的时候，他依然行色匆匆，义无返顾，冒着风险，在乡村与城市间解救着那些被拐卖而与家人失散的妇女儿童。

　　赶往山区打拐 图TP

　　朱文光曾挂牌成立“佐罗解救中心”，但在争议中被迫叫停 图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