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连日来进行的“环京津贫困带”系列报道，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在这个贫困带中生活的群体的生活窘况。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确立之后，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愈发显得迫切。

　　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二市的远郊区县基本处于同等发展水平，但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北京地区农民收入人均7000元左右，而“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民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

　　“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京津两个大城市对这些地区的“资源吸附”。

　　在河北省赤城县，为了节水，县里改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水稻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五六万亩削减至五六千亩；为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近年来关停、压缩了59个企业，经济损失近5000万元；全面禁牧、舍饲养殖则使当地农户年收入减少5000万元以上。

　　但是，这些地区的付出之后，京津却没有对周边地区形成明显的辐射效应。对此，赤城县副县长阎登仁所说，有时还表现为一种“吸附”效应：水资源的无偿供应，众多科技人才流向北京。

　　需要说明的是，关注并指出“环京津贫困带”的存在，并不是要来追问什么责任。在某一特定时期，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战略目标，为了建设首都北京和北方大都市天津，确保它们所需的生态资源和经济资源，环京津地区亦不得不暂时牺牲局部地区利益。

　　“环京津贫困带”现象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形成和存在是长期的，只不过在科学发展观树立之后，在越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区域平衡发展，且京津已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经济区域的今天，这个问题才得以凸显。

　　现在要做的，不是坐视“环京津贫困带”的持续存在，而是找准原因，采取对策，解决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早在今年8月份，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这一概念之后，从中央到京津两市，有关部门已经高度关注，而且，据悉，京津冀三方对话将于两周内举行，对话将涉及三方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其中包括环京津贫困地区。

　　“对话”这个词很值得赞赏和玩味。这个词替代了计划经济时代常见的行政命令，它意味着彼此平等、尊重、友好、理解和互补。而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必然要求对话各方都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态度———正如每个人的正当权益都应该尽最大可能地予以保障一样，每个地区发展的权利，也同样应当被保障，假若某些人、某些地区为了整体利益作出了牺牲，那他们就理应获得适当的补偿。

　　一个显而易见的进步是，北京市已经打破“无偿要水”的传统，开始尝试对河北省上游的来水进行按量补偿。这种补偿，不是过去零零碎碎的、施舍性的“支持”和“捐助”。制度化、责任化的反哺，打破了体制性的壁垒，或许将是以后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一把钥匙。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是“孤岛”。京津和环京津地区唇齿相依，二者的经济、生态都是一体的。“京津冀三方协作才有出路，孤立只能三败俱伤”，这个理念正在成为三地领导者的共识。

　　既然理念上的障碍已不存在，对话机制也已初步形成，那么，以十一五规划为契机，一系列措施理应大规模展开。如是，持之以恒，“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解决当有时日。

共找到5,016 个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