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了，叫你莫去，结果你一下子输去了那么多！”这是2005年4月16日，重庆电视台晚间一档社会新闻节目中播出的一个画面，一个女人数落着丈夫，男人则拿起一叠彩票，愤愤地将之撕得粉碎。随后，两人是长时间的相对无言。男人是重庆市巫山电信局客户经理马洪卫，他撕掉的是重庆市福利彩票中心发行的，而且是全国唯一的名叫“时时彩”的彩票。
赊账买彩票，一天输了十几万
“我不想给这个钱。”马洪卫说。
“已经把他起诉了，告到了巫山县人民法院。”马洪卫买彩票的投注站老板李自安说，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他的投注站也迁到了远离县城的福田镇，“他买彩票赊账欠下的钱，一定是要还的嘛。”李自安说，10月19日，这个案子已经在巫山县法院开了一次庭。“判决很快就会下来了。”重庆市万州区某报社下属的长风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谭开波说，“马洪卫欠了7万多块钱，肯定是要还的嘛，开庭10多天了。”
长风公司是“时时彩”在万州区和重庆东部一些县的代理商，该公司将欠了巨额彩票款的马洪卫告上了法庭。
马洪卫是电信局的客户经理，家境可谓殷实，是邻居羡慕的生活安定富足的三口之家。但今年3月以来，一对别人交口称赞的“模范夫妻”为了欠下的彩票款常常闹到提出“离婚”的地步。
马洪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买彩票的人。福利彩票在他所在的巫山县发行多年来，他也只是偶尔买上几注。但一种名为“时时彩”的新型福利彩票在巫山出现之后，他却像是被勾去了魂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
马洪卫第一次接触“时时彩”就被它的特别之处吸引了。“它每天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连续发行，每10分钟开一次奖，全天共开奖72期。”快速开奖，一天开72次是主要吸引马洪卫的地方，于是，在巫山县的“时时彩”投注站，他甚至放下了工作，一门心思钻到了彩票上。他渐渐地不满足于每次只买几注的小打小闹，2005年3月10日、11日两天内，他在“时时彩”长安发行站的投注额就达6万多元。这时，他已从以往买几注彩票玩的“票友”变成了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
3月14日，马洪卫带了1500多元现金，又来到了“时时彩”长安投注站，只押一个他早“看准”的号码，没几手，他身上所带的钱全都投了进去，可是他“看准”的号码还是没有出现。钱输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马洪卫脑海里闪了一下。
“可以赊吗？我问投注站的人，那人说你来了当然可以。”马洪卫此时只想把输掉的本钱捞回来，但是，从这天中午直到晚上11点，当天的最后一期“时时彩”开过奖，他总共向长安投注站赊账购买彩票14.8万元，却始终没有中出所押的号码。
马洪卫前后共在巫山县长安投注站下注20余万元，却未能博取心仪已久的大奖，落得家财散尽一身巨额债务。“我后悔呀，后悔呀。”妻子没完没了地数落和埋怨，讨债的像条尾巴跟着，马洪卫平静的生活被搞乱了。无奈之下，他分两次向投注站先期支付了7万元的彩票款，并写下了欠条，余下的欠款将分次偿还。
但还过两次钱之后，马洪卫在别处看到了“时时彩”的玩法规则，上面特别注明，投注者要严格遵守先款后票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定，他认为投注站将彩票赊给他是一种违规行为。“他们违规在先，我觉得这是属于他们的责任，我不想还这个钱了。”于是，他中止了与投注站达成的还款协议。“时时彩”在万州及重庆东部各县的代理方长风公司将马洪卫告到了法院。
“我后来感觉是上当了，他们是骗人的，他们赊账给我助长了我赌博的气焰。”马洪卫说。对于马洪卫的“上当受骗”一说，长安投注站的老板李自安却不愿意多说，“我还忙着呢，就这样吧。”他说完挂断了电话。
“时时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彩票，竟能让一个人在数个小时之内下注10多万元，并且输得一干二净？
10分钟开一次奖，最高可中500万？
10月27日上午11点许，记者在重庆市渝中区美专校街上寻找到了一家“时时彩”投注站。和别的体彩、福彩等彩票的投注站不一样的是，这家投注站除了一台选号、打印彩票的机器之外，还有一台电视机，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倒像是一家小饭店或者茶馆。“电视机是用来直播开奖结果的。”投注站的老板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免费供应茶水，可以慢慢选号投注。”“10分钟开奖一次，500万大奖等你拿”的巨幅标语挂在小小的门脸上。
小伙子介绍说，从0到9的10个数字，可以每注选5个数字，也可以只押后一位、后两位、后三位、后四位数字，还可以每注重复下注，单注最高可以买500注。“中后一位数字是10块钱，两位是100块钱，三位是1000块钱，四位是1万块钱。”这名老板说，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是全部买中了开出的数字，并且买的是最高的“复式”玩法，那就可以中500万大奖。
“‘时时彩’是哪里发行的彩票？”记者询问小老板。“是重庆市民政局搞的啊，和中国福利彩票一样，都是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搞的。”小伙子不时把电视机上每隔10分钟开出的一组5位数字写到墙上的大块写字板上，“我这个投注点最高开出过1000元的奖呢。”他说，正常情况下，他每月能卖出五六万元的彩票，“最高1个月还卖了20来万呢。”在他的怂恿下，记者第一次试着用10元钱买了5注，只买个位数字，中了10元钱，不赚不赔；第二次买了6注两位数字的，结果一个也没中出。从11点半到13点，记者接连买了9期，除中了两次两注个位数字赚了20元之外，赔进去120元。
彩票大卖场现场兑奖，“跟别的彩票不一样”
马洪卫与长风公司有关彩票款的诉讼使得“时时彩”在重庆市的知名度陡然提升。另一事件让关注“时时彩”的彩民更是感到了惊奇和意外。
2005年9月23日上午，经常购买“时时彩”的彩民小杨到外地出差多日之后，再次来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地区的雨田大厦锦阳数码城5楼的“时时彩”中心店，本想试试这天的手气，“他们却关门了，当时不清楚怎么回事。”一连两天，小杨都是悻悻而归。
第二日，前来打探消息的当地媒体记者爬了5层楼之后，却被锦阳数码城的工作人员挡在了门外，不许任何人进入。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是暂时关门，至于何时恢复营业不清楚。两个人睡在两张凳子上，并没有“时时彩”的销售人员在现场。随后，当地媒体记者又跑了附近几家投注点，发现均已关门。稍后，“时时彩”的销售方出面说:“时时彩解放碑中心店关门是电力故障导致的。在修理故障时，他们准备把店内整个系统进行升级，预计需要一周左右。”
10月28日，记者在雨田大厦一位安保人员的陪同下上到了锦阳数码城5楼，“时时彩”的销售并没有如一个月前销售方承诺的那样恢复营业。两个人躺在凳子上睡觉，一张桌子堵在门口。“可以进去看看吗？”记者询问道，其中的一人从凳子上起身打量了一下，“不行，没有他们公司的同意，不能进去。”“哪家公司同意？”“重庆市公众彩票投注中心，我给你电话号码，你打电话问吧。”他随口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
趴在堵在门口的桌子上向里探望，虽没有灯光，但到处悬挂的“哪里有激情，哪里就有时时彩”的标语、海报牌仍能显示出鼎盛时这个彩票投注大厅的景况，一个巨大的吧台正对着门口，一排排的豪华座椅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这两个人是附近派出所派来的保安。”锦阳数码城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2003年11月，重庆一份报纸在报道“时时彩”雨田大厦中心店开业时的盛况时说:“总投资1000余万元，占地3000多平方米，中国最大的‘时时彩’卖场昨日在重庆解放碑雨田百货5楼闪亮登场。据介绍，‘时时彩’是目前市面上已销售的电脑福利彩票的又一种新玩法，与以往不同的是，所有奖项均由现场公证人员开出，奖金也现场兑取，且开奖时间间隔短。据了解，该卖场分为贵宾投注区和大厅区，是中国最大的彩票卖场。”
“刘发明最早来找我们租房子时说，他办的是国家财政部和民政部批准的福利彩票，但跟别的彩票不一样。”锦阳数码通信城总经理张弛说，“2002年10月，他带着一个助手来找我们，说先租5楼，以后会把4楼和6楼也租下来。”按照刘发明当时的说法，5楼是彩票大卖场，分VIP区和普通投注区，4楼和6楼开酒店和休闲娱乐，“博彩的人累了可以休息放松。”
2003年10月，经过1年的装修后，“时时彩”大卖场开业，据曾经在其初期时光顾过的人介绍:“开始是15分钟开奖一次，来玩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有几个人是专门呆在里面一玩就是一天的。”重庆电视台还为此推出了专门的“公众彩票”数字电视频道，直播摇奖实况。
一时间，山城重庆许多人为“时时彩”而心动。一份专门宣传“时时彩”的内部小报《博彩》更是刊登了一首名为《情人》“时时彩”的歌词:“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诱人，用你那500万的奖金，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你是我的爱人，像鸦片一样的上瘾，用你那500万的奖金，抚平我那中不了奖的伤痕。……”
山城人为“时时彩”而销魂，那位出面租下房子开设“时时彩”大卖场的刘发明是何许人？
私人公司代办发售——“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
“刘发明起初来找我们时，说是民政局的。我们还真以为他是民政局的呢，就把房子租给了他。”张弛说，刘发明真实的身份是重庆市公众彩票投注中心的法人代表。
10月28日，穿过多条山城崎岖起伏的马路，记者在重庆市情报信息研究所院内一幢楼的12楼，找到了重庆市公众彩票投注中心现在的办公地点，挂的牌子是“公众集团”，该“集团”占据了12楼整层，看起来规模挺大，在电梯口的一个展示架上，有几份“时时彩”押大小游戏的介绍，另外是“公众卡”的介绍。“时时彩”的推广部门在这幢楼的一层两间房子里。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是负责投注网点推广的，“具体多少网点我们也不很清楚。”一位女士说，“昨天晚上我还和民政局彩票发行中心的人在一起吃晚饭，他们那里清楚。”这位女士在联络过刘发明之后说，“刘总这几天很忙，不方便接受采访。”
在“公众集团”碰壁之后，颇费了一番辗转周折，记者获得了有关“时时彩”的相关文件和材料，解开了“时时彩”的诸多疑问。
从工商部门了解到的信息是:“公众集团”下属重庆市公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支票鉴伪防盗查询中心(以下称支鉴中心)、重庆市公众彩票投注中心(以下称公众中心)等几家公司。支鉴中心注册资金100万元，获得执照时间是2000年3月7日。2002年1月25日，刘发明申请注册了重庆市公众彩票电话投注中心，注册资金为102万元，后更名为重庆公众彩票投注中心。这几家看似有些来头的公司有一个共同的法人代表，那就是刘发明。单从刘的三家公司的名头来看，无一不显示出“国有”性质，在以后的采访中，甚至有人称“可能是事业单位吧”。三家公司的营业执照分别显示为有限责任公司、联营、股份合作制。刘的三家公司并没有固定的地址，先是在沙坪坝区小新街2号，后迁到渝中区胜利路132号，再到设置大卖场的渝中区八一路177号。大卖场关闭之后，搬到了情报所院内。三家公司在工商部门的注册资料显示，其股东构成和投资成分与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并无任何关联。
2002年12月28日，重庆市财政局(以下称财政局)“渝财综(2002)270号”文件显示，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以下称福彩中心)曾在此前向重庆市财政局报送过《关于数字传统型5位数电脑福利彩票销售方案的请示》，经审核后，财政局作出批复:“同意福彩中心委托重庆市公众彩票投注中心销售‘中国福利彩票(数字传统型)’，福彩中心对其销售行为加强监督和管理。”该文件同时批复:“销售起始时间为2003年3月1日。”
在这份批复作出近一个月之后，2003年1月22日，福彩中心与支鉴中心签署了《重庆风采电脑福利彩票‘时时彩’合作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福彩中心授权支鉴中心以大卖场集中销售方式建立多个福利彩票投注点销售福利彩票，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自行投资建立‘时时彩’销售系统……支鉴中心每月10日前将上月销售款按总额的39％全部解缴到福彩中心指定账户，并按‘时时彩’彩票当期销售总额的11％提取当期销售费，从彩票资金中自行内扣。”合同对奖金的约定是:“若实际兑奖奖金金额超过当期按‘时时彩’销售额50％提取的返奖奖金额时，超过部分由支鉴中心用自有资金进行弥补。”
“时时彩”的销售合同是福彩中心与支鉴中心签订的，而在2004年7月13日，福彩中心却与公众中心在那份销售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公众中心替代了支鉴中心本应出现的主体，该补充协议对公众中心销售发行彩票的管理做了约定。直到2005年3月16日，福彩中心、支鉴中心、公众中心三方做了一份“情况说明”:“该合同实际履行人一直是公众中心。”
销售发行“时时彩”的也不是支鉴中心，一开始就是在以公众中心的身份出现。2003年10月，“时时彩”在雨田大厦5楼正式亮相了。
“这明显是不妥的，尤其是西安宝马彩票案发生以后，国务院明文规定个人或公司是严禁参与到彩票的发行和销售环节的，财政部和民政部早已对此做了规定。”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国长期研究彩票立法，就福彩中心与刘发明公司签订的彩票销售协议谈了看法，“除了福彩中心之外，任何公司和个人不能以承包、转包的形式发售彩票。此类做法都是违规的。”
财政部于2002年3月1日印发的《彩票发行和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彩票销售工作，由彩票发行机构业务指导，隶属于省和省以下各级民政、体育部门的专门机构承担，也可由彩票发行机构直接承担。”该规定第八条:“本规定第三条所指的彩票机构之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参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彩票发行和销售活动。”2003年11月13日，财政部又印发了《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第十七条为:“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
显然，福彩中心与公众中心所谓的“合同和协议”与财政部的有关法规相抵触。记者曾将福彩中心与公众中心的签署的协议等问题传真给刘发明的办公室，刘稍后致电记者说:“所有疑问可由福彩中心杨秘书长回答。”杨秘书长即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秘书长杨启伦。为此，记者前往福彩中心采访，该中心答复是，没有中彩中心的许可不接受采访。
“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一位女士在了解重庆“时时彩”的情况后告诉记者，但涉及到具体违规之处，需等领导回来后才能详谈。
“彩票立法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的一个项目，但现在停顿了下来。”张树国深感宝马彩票案以来的全国彩票市场出现的不正常现象需要立法解决，“从可能性来讲，近期，国务院会会同有关部门先期出台一个彩票业管理办法。”
纠纷仍在继续，新的投注站仍在开办
“我还以为是民政局福彩中心搞的呢，从他们公司名字上看带着‘重庆市公众中心’字样，还以为他们是公家的呢。”家住重庆市南坪区的周涛听了朋友介绍之后，决定开一个“时时彩”投注站，“没想到是私人搞的啊。”周涛在公众中心的办公室签了一份协议，花了1.8万元买了一套机器，交了5000元押金，为搞电视直播，又交了5000元数字电视初装费，加上房租等费用，共花了近5万元开起了一家“时时彩”投注站。“做了5个多月，但不赚钱。”周涛说，按照协议，他可以从卖出的彩票中提取8％的销售费用，“每月卖出五六万元钱，除去各种费用不剩多少了。”于是，周涛决定关掉投注站，但找到公众中心想退掉机器和押金，答复是不可以，“亏了3万多。”
记者走访了渝中区数家“时时彩”投注站，只见到一家还在正常营业，其余的都关闭了，经询问，大都和周涛一样，未能讨要到所交的押金，也未能退掉机器。每家投注站所交的上万元费用和机器购置费用落到了哪里呢？“现在全市还有100多家时时彩投注站，关掉的也有一部分。”福彩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今年前10个月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五六千万元。巨额彩票销售款有多少作为奖金返还了彩民？余款是如何分配的？记者试图从福彩中心找到答案，无奈被拒绝。
“他们的大卖场并不是因为电路问题而被关闭的，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发生了房租纠纷。”锦阳数码通信城总经理张弛说，“公众中心在租下我们5楼的房子后，房租付到2004年10月，每月6万元。”之后，刘发明要求租下4、5、6三层，“他说以后要建2000个‘时时彩’投注点，到时候每年可以卖到5、6亿元，提取千分之五作为我们的房租。”锦阳通信城与公众中心改签了合同。“后来发现上当了，他们根本没有建起2000个投注站，到现在才100多点，我们每月收到的房租只有几千块钱。”张弛说，2005年初，锦阳通信城提出终止合同，公众中心就将其告到了法院。“9月，我们一看损失了几百万的房租，就把他们的场子关掉了。”
注册仅仅102万元的公众中心根本无力支付开办“时时彩”投注站的大量开支，在以千分之五、年销售额五六亿元的诱人条件将锦阳数码通信城“套”上之后，又如法炮制将一家装饰公司“绑”来装修了超豪华的“时时彩”大卖场开奖与销售大厅。锦阳数码通信城有幸还得到了少许房租，而那家装饰公司则尚未得到装修费用。对于拉动彩票销售这架大车，对于公众中心仅百余万元的小公司来说，实在太难了。在无力支付电视台的播出费用和发生了大卖场被关门之后，重庆电视台《公众彩票》数字频道停播。据了解，为支付重庆一家报社的广告费用，刘发明将江北区的一处房产抵押掉了。
违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法规签订委托销售发行彩票协议，“时时彩”引发的复杂局面如同川剧中的“变脸”让人难以捉摸。纠纷仍在继续，公众中心的工作人员仍然在山城重庆的主城区和郊县奋力开办着新的投注站，仍然有不明就里的人在加入。
“时时彩”的发行销售仍然在进行中，是否到了该叫停的时候？
国家的有关规定
“彩票机构之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参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彩票发行和销售活动。”
——摘自财政部2002年3月1日印发的《彩票发行和销售管理暂行规定》
“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
——摘自财政部2003年11月13日印发的《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
“时时彩”背后的公司
重庆市支票鉴伪防盗查询中心(注册资金100万元)
重庆市公众彩票投注中心 (注册资金102万元，前身为重庆市公众彩票电话投注中心)
重庆市公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上三家法人代表均为刘发明
三家公司在工商部门的注册资料显示，其股东构成和投资成分与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并无任何关联。作者: 喻尘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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