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举国体制给所有的参与者制造出超乎寻常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的行为必然趋向扭曲，搞出违规、舞弊、贿赂等等花样。而扭曲的体育商业化，又为举国体制下的乱局火上加油

　　本刊评论员/秋风

　　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终于闭幕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届运动会是否为中国队在三年后的奥运会打下了良好基础，外行不得而知。但赛事之热闹却是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教练员操纵比赛结果、运动员集体弃权、滥服违禁药物、贿赂收买裁判员和竞争对手之类的传闻、新闻、事实层出不穷，一些曾经“为国争光”的教练员、运动员，一转眼却成了丑闻的主角。

　　事实上,赛事主办者在此之前已经采取了灭火措施——将一些可能容易引起争议的比赛放在开幕式之前悄悄举行了。

　　令人失望，也令人痛心。因此，有人提出了全运会存废的问题。不过，此类问题，不仅存在于全运会。近年来国内举办的不少传统专项赛事，沾染上了同样的传染病，只不过病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人们慨叹部分教练员、运动员的贪婪与道德堕落，但假如如此之多的教练员、运动员在堕落，假如全运会违规、舞弊、贿赂事件如此层出不穷，那么，问题恐怕主要出在竞技体育的组织管理体制上。

　　与计划经济相对应，50年代开始，中国在竞技体育领域也建立所谓举国体制。与其他领域的计划经济一样，其核心机制是：第一，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教练员、运动员进行控制。运动员必须服从行政色彩极为浓厚的运动队及扮演行政领导角色的领队或教练的安排，而顺服地充当奖牌机器，为国家和集体争取荣誉。第二，体育主管部门控制全部人力与资金资源，因而，可以倾一国或一地之力瞄准可带来荣誉的体育项目，培养金牌运动员。

　　计划经济在短期内可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举国体制夺取奖牌的效率确实也很高——因为这是一种不对称竞争，对手依靠个人的资源、依靠分送的市场，来进行训练，岂能与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相提并论？

　　因此，举国体制很快就创造了竞技体育的奇迹，而对于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来说，奖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直到今天，有人仍然以获取奖牌的效率，证明坚持举国体制的必要性。

　　然而，历史和现实早就证明了，计划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行的。同样，举国体制今天尽管在创造着奇迹，但其内在的自拆台脚倾向，也使其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在这种体制下，地方体育当局为创造政绩，争取地方党政领导的赏识，必然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名次。教练员为了获得晋升机会，无法避免专断地控制、操纵运动员。专业体制也让运动员丧失了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面对残酷的竞争，绝大多数运动员为了在退役后换取政府的工作安排，只能拼命争取好成绩。

　　结果是：举国体制给所有的参与者制造出超乎寻常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的行为必然趋向扭曲，搞出违规、舞弊、贿赂等等花样。

　　扭曲的体育商业化，又为举国体制下的乱局火上加油。由于权力始终不放弃对资源与商业机会的控制，因而寻租经济盛行，企业经常不得不通过与官员勾结，才能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这样的经营活动本身就已经不正常了。同样，在举国体制的缝隙中艰难发育出来的体育市场，其实是一种原始而粗鄙的商业化。裁判可以被轻易收买，用金钱可以轻易地摆平对手。

　　于是，人们看到了一种奇异的场景：一方面，我们仍然坚持举国体制，强调运动员要为国、为省市争取荣誉，但另一方面，金钱却已成为竞技场上的通行证。一方面，冠军们是靠政府投入大量公共资源培养出来，但同时他们却公开地替自己赚取大把商业利润。

　　这样的情形，与国有银行经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权力与金钱互相腐蚀的现象，其实同出一辙。

　　因为这个领域相对比较封闭，其权力分配资源导致的不公平并不会像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银行那样，被公众强烈地感受到。相反，金牌的荣耀倒是非常诱人。所以当导致腐败的权力控制体制在其他大多数行业已经没有存身之地时，在竞技体育领域却依然完好无损。

　　然而，长期地停留于转轨过程的中间状态，或者走回头路，强化行政部门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权力，混乱局面只会愈演愈烈，体育界的声誉恐怕也会每况愈下。过多的负面新闻，恐怕也会让奥运会奖牌的精神价值大打折扣。而且，像计划经济一样，举国体制仅有的创造金牌优势，总有被耗尽的时候。

　　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深化改革，突破旧体制的硬壳，上升到一个新的博弈平台上。

　　让权力合理地退出市场，退出社会能够自我治理的领域，剩余的必要的管制权力，也应当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竞技体育领域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