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与其说是地方差别，不如说是制度差别，市场化进程快的地方，这个地方相对简单一些，市场化进程慢的地方，这个地方相对矛盾突出一点儿。中国经济体制落差和地理落差偶然重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里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没有制度安排，你说直接融资市场能去吗？你说间接融资市场是不是中国行政管制的？所以很难把它从政治上融入。另外恐怕真的有一个理论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对中国改革资本市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正义性是需要证明的，并不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说后36条就能够把人的意识统一起来的问题。

　　民营企业面临最大的不公平是机会上的不公平。可能来自市场机制不充分，法制的问题，导致的问题和企业机制的问题，有些歧视是客观的，可以理解，有些歧视是来自民营企业自身，你没有做到，所以人家歧视你。我们现在更多强调并不是要一些特殊，而是要和大家一起有一个公平竞争就可以了。保护起来的民营，如果能够保护起来，它也没有竞争力了。更多的着眼点还是公平。

　　洪崎（民生银行副行长）：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谈一下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的话，银行的观念逐步在变，现在的数据看，对于大企业大概0.5％左右，但贷款占50％多。这里面一个是原来的制度问题，毕竟对中小企业贷款将来除了问题，制度要考虑怎么个说法，“问责制”这里面有很多的问号，对于国有反正烂锅里面也无所谓，责任小一些。

　　最主要的问题是过去利率没有放开，对于中小企业贷款确实不良率大体上要高出大企业3个百分点以上。中型的企业比大型企业要高出2个点，小企业又比中企业又要高出大概3个百分点。如果利率不能上浮的话，所有的风险很难覆盖，所谓从市场的角度和商业角度说不合算。另外做小企业麻烦，成本又高，小企业比大企业运营成本高出4到5倍，显然在利率没有放开的时候，想做小企业的话，在商业模式上是不成立的。

　　民生银行分两个阶段，民生银行主要是非公有为主，现在是完全属于非公有的股东。在99年以前，当时以民营企业为主投入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身上是有担子和责任，这个责任主要是对非公有制企业作为渠道进行融资。99年的时候对非公有制企业贷款占了70％，30％是国有的，而且70％是中小企业，我说的不是户数，而是额度。但是不良率达到了差不多9％、10％，实际上是超过10％的。2000年上市以后，毕竟是一个商业机构，又要发展一样先生存。

　　曹凤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我想综合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当然有一些民营企业长的很大了。中小企业融资确实很难，主要是银行贷款是很难的，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几个，一个，要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小银行，他们的市场定位就是这个。你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包括我们的民生银行专门为中小企业，不是他更多的服务对象。民生还特殊一点儿。

　　其实大午先生也希望用点儿民间资金，结果没有弄好出了点儿问题。这一块要建立合法的民间或者金融合作的组织，不能在黑市做，或者地下钱庄或者地下什么东西，这是不合理的。这是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这里面还要看一下中小企业，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这里头应该利用创业投资，中国的创业投资还要发展，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创业投资家，应该由创业投资来支持中国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三，如果有条件可以去上市，当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你可以去上市，在中小企业板，到香港创业板去上市。

　　作为主要的中小企业发展还是要靠银行，所以要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现在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不健全，现在相当一部分企业是互保，但互保风险是非常大的，应该建立一个担保机构，有担保就好办了。

　　第三条中小企业要自己建立起来叫做内部风险防范机制，为什么不贷给你，就是逃贷利风险很高，所以要建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你不仅能够获得贷款，也可以发展的很好。

　　中小企业板本身有一个创新问题，出来的时候跟主板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主板出问题中小企业板同样出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做创新的问题。第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第三个问题，你只自己企业搞好，真正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要做的好才能去上市，取得信用，才能够做。中小企业板上市20年就出现了江苏琼花，你们叫做自毁长城，给你创造了条件，结果你信息披露虚假，你骗人，他有3000万国债资金没有报，实际上融资额度就是3000万，如果报就不能去融资了。它一虚假一连串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中小企业板一下子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要完善制度建设，这样才有希望，否则你怎么融资啊？

　　孙大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

　　我感觉，现在的银行面对中小企业可操作性不大，我同意刘伟教授说的，根本是体制和制度设计问题，国有银行设计就是面向国有企业的，你现在让他转身对中小企业，不仅是风险问题，我觉得没有可操作性。中小企业比如农村就有千家万户，就应该从制度上给农村开放一个金融渠道或者融资渠道，比如信用社叫做农村办，一个村就可以办几个信用社，这样自然中小企业就贷了款了，如果我们现在在银行做文章怎么做都会走弯路，像洪行长说提高利率，利率提高之后就抗风险了。但利率提高之后企业就负担重了，肯定是转嫁给好的企业，坏企业本钱都不还。金融都没有市场化，那利率市场化那还不是官方话吗？现在的银行发展前景就是官商共同发展的前景，就是为大企业。所以中小企业走的是市场走向，你要说农村有什么风险，农村中小企业哪一个拆借借贷哪一个不还？我们整个的负债判了1000万，我们总资产已经2个多亿了，难道谁放给我们款有风险吗？董行长还说要去看看，我们也去找过你们，结果你们（民生银行）没有去。这不怨银行，但我希望像刘教授、曹教授讲的，从制度设置上为中小企业考虑。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放小拆大”，“放小”就是放开小的机构，放开企业的债券，100户农民就是100个经营实体，哪怕卖糖葫芦也需要金融支持啊，有3、5个信用社在农村办起来，这就是放小，不能大，像民生银行国家得监控，不监控了不得了，那几千个亿就你们几个老板说的算。“拆大”《反垄断法》应该出台，就不应该垄断。像现在银行包袱很重，有一个银行放款350个亿，只有4000万可以收利息，你说呆坏账多少？分拆或许还是一个活路，像西方产权改革，这么大怎么改革？交给老外，放血也不是办法，“放小拆大”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