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晚报》报道：为替打工受伤者讨回3万元工伤赔偿，重庆市江津市司法局副局长夏光明两次赴京，历经曲折，才成功维权。其间，夏光明把这一段索赔经历写进日记，道出了民工维权的种种艰辛。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认真阅读司法局副局长的“苦涩日记”，笔者的心情却实在无法轻松起来：如此简单的工伤索赔案，是非清楚，法理简单，司法局副局长却不得不亲自出马，去充当侦探、坐冷板凳、托老战友帮忙等。对更多的没多少法律知识、没有什么战友关系的农民工来说，他们靠正常的法律渠道，能为自己讨回公道吗？会不会如夏局长在日记中所担忧的“人微言轻，讨了也是白讨”呢？在祖国的首善之都，为农民工维权都如此艰难，其他地方呢？

　　事实上，无论是工伤索赔，还是工资清欠，在农民工与企业这种力量失衡的博弈过程中，农民工很难凭借自己的能力讨回公道，绝大多数是“讨了也是白讨”。那些“黑包工”对一位司法局副局长都置之不理，何况对“讨说法”的农民工？没有对“讨说法”的农民工拳脚相加、刀光剑影，仿佛就算客气与文明了。不然，农民工怎么会前赴后继地爬上楼顶、塔吊，有的甚至采取极端的犯罪行为？

　　从理论上看，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在现实中，法律却显得相当乏力。司法局副局长为农民工维权，表面上看依据的是法律，实质上是各种“关系”、“人情”和“面子”发挥了关键作用。阅读司法局副局长的“苦涩日记”，笔者不由的想起去年年底重庆开县法官上书总理替民工讨薪的事件。司法局副局长、法官，这些神圣法律的执行者，在办理如此普通的纠纷案件中，竟难以通过正常司法活动为诉求者讨回公道，或“饱含热泪”上书总理，或借用各种关系。一个法治社会，不需要“上书讨薪”，更不需要“关系维权”。这些成功维权的案例，实则当为司法之悲！

　　打工受伤者讨回了3万元工伤赔偿，为司法部门送去了锦旗。结果值得欣慰，但过程却无法让司法局荣光或让法律有尊严。社会的法治化：一方面有赖于国家制定法的完善及依法治理社会，另一方面也赖于社会成员借助法律而不是“权力”、“人情”、“关系”来行事。那些“批示大于法”、“关系大于法”的现象，不正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最大障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