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毕征 实习生 刘晓星
话题背景：
据《贵州都市报》报道,贵定县一16岁少女英子于10月29日产下一名女婴，而其生下孩子的目的是要将否认强奸英子的邱某某绳之以法。据称，今年1月的一个深夜，英子被其打工所在的五金店老板邱某某施暴，时至9月方发现怀孕。但此时报案，由于没有证据，让邱某某至今仍逍遥法外。英子一家遂作出了“产婴证奸”的惊人决定。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贵定县公安局也于日前表示，将尽快对婴儿进行“DNA”亲子鉴定，让此案水落石出。
其实，遭强奸后，将孩子生下作为证据以求告倒罪犯的受害女并不只英子一人。1999年夏天，安徽省界首市一名15岁少女被歹徒强奸后怀孕，为了将万般抵赖的罪犯绳之以法，决定将孩子生下；2000年9月，广东连平一名15岁的少女被62岁叔公强奸后怀孕，为保存证据，也走了将孩子生下这条路；2000年冬天，河南镇平县一名13岁的“放羊女”遭到同村的两个人一次次凌辱后怀孕，为了告倒恶人，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将孩子生了下来；2000年5月，广东省龙川县一名15岁的弱智少女遭人强暴之后怀孕，为讨公道，父亲为她选择了一条路子，让婴儿降世；2003年4月，辽宁盖州市某村一名存在语言障碍的15岁残疾女孩，被强奸后怀孕，为了找到强奸的罪魁祸首，家人让小鹃把孩子生了下来……
本期嘉宾：
张晋红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教授、首届“广州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钟闻东 市律协刑事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邹 睿 省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汤哨锋 广东南方福瑞德律所律师
曹宇瞳 广东南方福瑞德律所律师
议题一：孩子能证明强奸吗？
孩子不用生下来照样能取得证据
主持人:只有将孩子生下来才能取证惩罚犯罪吗？孩子的DNA鉴定可以作为对方是否实施强奸的直接证据吗？妇女在遭到性侵犯后该如何有效地保留证据，才能达到惩治施害人的目的？
钟闻东:把孩子生下来，作为惩罚强奸犯的证据，这完全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解。即使孩子不生下来，一样也可以有证据证实腹中的孩子是不是邱某某的。据我向一些法医了解到的情况，做了人流以后，取出来的胚胎同样可以做DNA鉴定。别的方法还有羊水穿刺术等等。
最关键的问题是，即使鉴定结果证实孩子是邱某某的，也只能证明英子和邱某某确实发生了性关系，并不能必然证明邱某某是在违背英子的意愿下，实施了强奸行为。英子生下的孩子，只能成为证据链条中的一环，还需要与其他相关的人证、物证配合起来，才能证明邱某某的强奸罪。
科普和普法任重道远
汤哨锋：按我的推测，也许在农村，英子除了生下孩子，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证明邱某某对他实施了强奸。也就是说，只有用这种方法，至少证明发生了性行为，才能让公安机关去立案，再调查是否违背了她的意愿。如果光凭她口头说被强奸了，可能连基本立案的条件都不具备。另外，是否要这样做，得看她当地的技术状况和她本人的经济能力。胚胎、穿刺这类方法，在当地有没有这样的技术呢？据我了解，在广州，做一个胚胎的DNA鉴定就要3000多元。对于英子来说，拿出这个钱，也许比她生下这个孩子还要困难。我认为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原因可能是对现代科技不了解。
曹宇瞳：我同意钟律师的观点，孩子只构成了证据链中的一环。而且，证明犯罪要有四个要件，包括主观要件、客观实施的犯罪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等等。总之，我觉得生下孩子作为证据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值得提倡的，无论对受害者本人，对孩子，对这个社会，都会产生恶果。而且，这与我们采取最有效、最合理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法治精神也是违背的。我曾接触过一个涉嫌强奸的案例，该案中，并没有进行DNA鉴定，也没有留下精斑、血液等，但通过其他一些证据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锁链，法院据此同样能认定犯罪嫌疑人的强奸罪。
邹睿：很多案例显示，不少受害妇女都采取了把孩子生下来的方法，来证明被强奸的事实，这其实显示了很多老百姓在法律意识方面存在问题。
洗掉衣物就洗掉了证据
张晋红：我认为这件事涉及到国民的最基本的法律意识问题和证据意识问题。很多人根本不懂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这个案例可以看成是法治的代价，说明我们根本没有普法到位。连最起码的，很多女性在受到侵犯的时候，该如何保护自己，而非迫于无奈地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与其指责她们愚昧，我认为国家、政府，也要负起普法的责任，因为有那么多人不懂怎样保护自己。如果妇女被强奸后没有怀孕，也没有保留证据，那连发生了性关系都无法证明，更不要说证明被强奸了。
如果英子在最初懂得留下相应的物证，她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看，莱温斯基那条有克林顿精液的裙子，留了那么长时间，还可以作为证据，说明她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国家很多妇女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她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羞辱，要赶紧把这些衣物洗掉，这就是连基本的证据意识都没有。说明我们国家的普法还没有做好。因此，这类事件提醒政府，如果我们在很多方面工作做好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算保留了这些物证，也不能证明是强奸。这就涉及到：谁来证明，这种性行为违反了妇女的意愿。我国一直是由控方来担负这一方面的举证责任的。但我最近注意到，有的国家已经改变了这个做法，也就是，采取举证倒置，由涉嫌强奸的被告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未违反对方的意愿。因此，我觉得在保护受害妇女权益的上，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钟闻东：举证责任的问题值得思考。其实，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对涉及到强奸罪的案件，我认为，有一部分是适宜举证倒置的。比如说，涉及到精神病人、幼女，都是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只要证明发生了性关系，就可以认定为强奸罪了。
汤哨锋：我认为主观要件也可以根据客观情况来认定。例如，有没有搏斗，拉扯，有没有及时报案。法官可以根据客观的行为，来推断是否违背了妇女意愿。
议题二：孩子如何监护？
“强奸生子”击中生育的法律空白
主持人:孩子作为“证据”来到人世，会被家庭和社会所接纳吗，这对孩子公平吗？其合法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如果邱某某强奸犯罪事实成立，他因强奸犯罪行为生下小孩，他有没有作为父亲的权利？
邹睿：这个孩子在法律上是非婚生的子女。在我国，非婚生子女的权利等同于婚生子女。也就是，国家对他们的保护是一样的，孩子的父母都必须履行法定的义务。虽然法律在规定的层面上给了他保障了，但从社会的角度说，婴儿的出生是由犯罪带来的，她的父亲面临惩处，她的母亲是个未成年人，因此缺乏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张晋红：我觉得把孩子生下来，客观上对这个孩子是不公平的。但毕竟她已经出生了。她的母亲本身是未成年人，因此无法尽法律上的义务。她的父亲也会提出，即使是他强奸造成的后果，但他并没有同意让孩子生出来。这就涉及到，生育权到底是两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法律难题。我国法律规定，即便是非婚生子女的父亲，也要承担法定抚养义务。在该案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如果强奸罪成立，父亲面临法律审判，承担监护责任是不可能的。法律也不应当给予他监护权。在母亲未成年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第一，是由孩子的外祖父母享有监护权并承担相应的监护义务。第二，更好的方式，是在母亲愿意的情况下，将孩子送养给他人。虽然英子是未成年人，但是她是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另外，也还可以征询英子父母的意见。但是，目前这方面缺少程序上的规定。
邹睿：我同意剥夺这个强奸犯的监护权，但是，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还需不需要履行呢？义务是不能免除的。虽然孩子的出生并非是他的意愿，但毕竟是他的孩子，他就有抚养的义务。
曹宇瞳：我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请求孩子的抚养费。另外，如果他的强奸罪一旦被认定，那他就要进监狱，就不具备监护的条件了。至于他出狱之后，要不要剥夺他的监护权就是个问题。虽然民法上有规定，监护人若有品行问题，可能对孩子的成长不利，可以剥夺他的监护权。但把他放进监狱就是要改造他，如果他洗心革面了，你根据什么来剥夺他的监护权呢？
汤哨锋：我认为这个监护权不应该由法律来剥夺，而应该看被害人的意愿。如果就监护权发生争议，再由法院考虑是否剥夺加害人的监护权。
张晋红：这涉及孩子的监护权是不是理所当然地由自然的父母双方取得。在“强奸”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直接剥夺加害人的监护权。在这方面法律仍是空白。
议题三：正义的代价是否太重？
政府要普法 个人要作出理性选择
主持人:“产子证奸”可谓押上孩子一生的幸福，这是法治社会追究犯罪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正义的成本是不是太高昂了？
邹睿：英子用这种方式保留证据，有关部门要从个案中看出这是个社会问题，做好普法教育。另外，对于孩子来说，她的父亲面临惩处，她的母亲还没成年，她的权益无法保证，政府的救济一定要填充进来。
钟闻东：我认为这跟私力救济有关。有的案子公安一时破不了案，当事人就自己千里追凶。司法机关要提高能力，给他们救济。
张晋红：还有我们国民当中个体的理性问题。即便司法鉴定技术、法律环境等都没有问题，也还存在一个理性选择的问题。她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我必须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证明男方是犯罪。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我是不计后果的，我不考虑对孩子公不公平。因此，我认为，即便普法工作已经到位，各方面条件也已经具备，也不排除当事人有很高的法律意识，她也会存在一个理性选择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国民在很多层面上是缺乏理性选择的。但是，我也认为，在公民已经懂法的前提下，社会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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