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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上本报记者专访中国驻WTO大使———
韩国釜山APEC为下月在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提前“热身”，21个成员的领导人和贸易部长在釜山谈论的最多的就是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为推动香港会议取得成功，一扫2003年墨西哥坎昆部长会议全面失败给世贸组织带来的阴霾，各国贸易部长在APEC会议期间保持了高密度的双边或多边接触，相互“探听”谈判底线。
WTO总干事拉米从日内瓦赶到釜山，他在会议期间频繁会见各国贸易部长，为香港会议作最后游说。中国驻WTO大使孙振宇在APEC上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答了世贸组织多哈谈判、中国谈判立场等问题，并对香港会议前景进行预测。
香港会议将更务实
记者：WTO谈判进入今年后又出现停滞迹象，请您预测一下香港会议的成败？
孙振宇：2003年墨西哥坎昆部长会议无果而终导致了WTO的重大挫折，因为原定在会上要敲定的谈判框架,结果却完全没有定下来。香港会议是否能够成功,关键取决于各成员希望在会议上达到什么目标。
在坎昆会议过去近一年之后,WTO在去年7月才达成了框架协议，此后谈判又陷于停顿。今年7月起各方加紧谈判,希望在月底形成一个“协议初稿”,大连举行的小型部长会也朝此目标做了推动，但最终“协议初稿”还是没有达成。从10月起，各主要谈判方为在香港会议上达成主要议题的“全面模式”开始进行密集的谈判，各主要谈判方都拿出了各自的方案，最终没能缩小分歧。11月9日，在日内瓦召开了各成员大使的会议，分析了目前的谈判形势，针对分歧大、时间紧的现实，调整了香港会议的目标。实际上不再坚持达成主要议题的“全面模式”，而是希望达成一些“早期收获”，如给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免配额的待遇以及下一步谈判的时间表等。如果以这些成果为目标，香港会议获得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
记者：下调香港会议的预期是否意味着多哈回合的总体目标降低了？
孙振宇：不是的。各成员达成的共识是适当地降低对香港会议的期望值，但大家一致认为不能降低整个多哈谈判的雄心。之所以调整香港会议的目标，是为了避免坎昆会议失败的风险。大家都记得，坎昆会议失败后，要重新回到谈判轨道上是一件多么困难和耗费时间的事。因此，在距离香港会议只有二十几天，明显已经不可能达成“全面模式”，而把目标适当降低是一种务实的选择。这样，反而使各成员在剩余的时间内放下包袱，继续努力，争取在会议上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
多哈谈判焦点在农业领域
记者：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多哈谈判在今年再度出现停滞？
孙振宇：目前，谈判的主要焦点是在农业领域。农业是整个多哈谈判的核心，因为这个领域的贸易扭曲最严重，高关税、高补贴的现象最多，同时，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也是最敏感的部门。今年10月10日美国提出了一个削减农业国内补贴的方案，虽然里面有不少水分，但毕竟向前迈进了一步。欧盟也相应地提出了一个降低农产品关税的方案，但却由于雄心不足，而受到批评。农业谈判陷于僵局，使得其他领域的谈判，如工业品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的谈判也难以取得进展。
记者：中国在多哈谈判中持什么态度？
孙振宇：多哈谈判如果成功，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对中国有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中国作为世贸组织148个成员中的一方，同时也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一直努力在谈判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支持谈判尽可能地取得成果，同时中国也将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为谈判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贸易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特别促进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部门的市场开放，而目前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承诺水平比较低，必须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记者：作为一个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成员，中国在谈判中的“防守”利益和“进攻”利益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振宇：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我国在谈判中既有进攻性的利益，也有防守性的利益，两者必须兼顾。比如，在农业方面，我国土地有限，缺水，小规模耕种，大量使用进口化肥，国家对农民的支持有限，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很难和农业出口强国竞争，特别是土地密集型的一些产品，如粮食、棉花等。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有特色的农产品，比如家禽、水果、蔬菜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是有优势的。在工业品方面，我国一般制成品有比较大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一些高端的制成品就处于劣势。我们在谈判中一方面要促进优势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又要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弱势产品。
多哈发展议程所有的谈判都与我们密切相关，任何一个协议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影响巨大的，需要我们积极参与。我们在谈判中将尽量争取获得一个平衡的结果，总的目标是和各方一道努力降低高关税和高补贴国家的关税和补贴水平，同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使它们得到应有的保护。多哈议程的宗旨就是一方面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一方面实现发展的目标。
中国开放程度已经很高
记者：在本轮谈判中，中国最关注服务贸易的哪些领域，这些领域的开放水平如何？
孙振宇：我国的服务贸易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优势部门有限，在海运、旅游、中文教育、计算机服务等服务部门也有一些竞争优势，目前，有些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市场还没有真正开放，需要通过经济需求测试、实行严格的标准等，使得我们难以进入其市场。我们希望通过谈判促进这些部门的出口。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服务部门处于劣势，而发达国家则希望借助他们的优势进一步进入中国的市场，而我国刚刚经过加入WTO的谈判，开放程度已经很大，进一步开放难度很大，我们要在谈判中说服他们理解中国面临的困难。（陆纯范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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