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识分子常常是热心肠的，感时伤国。读江弱水的文章这种情绪尤其炽烈；而江先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颇下了工夫，看得出是坐过冷屁股的

　　【作者】毛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光看书名，以为又是一本红学大作。过了青春期，又伤筋动骨地恋了几回爱，早已经不再是文学青年。《红楼梦》都不翻了，还读红学研究做甚？认真一翻书，还真和《红楼梦》有点瓜葛。“贾不假”，贾府的阔绰是“白玉为堂金作马”，而王熙凤的洒脱更在于“银子上千钱上万，一日都从她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凤辣子在小说中的出场是“丹唇未启笑先闻”，一句“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并伴有悦耳的“银质”笑声在后院回荡。可那些被她随心挥洒的银子究竟从何而来呢？

　　经济史家早有论断。无论是全汉升还是朱维铮、弗兰克诸教授，在试图解开“贫银的中国何以能在明代中叶起建立银本位制度”之谜时，都发现贾府所以能“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的似的”，是因为域外有银子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土。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更是提出，在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中国成了全世界白银的“秘窖”，欧洲殖民者在拉丁美洲掠夺的白银有一半都流进了中国，以换取丝与瓷器这些当时的高级奢侈品。读《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江弱水发现，十六世纪中叶，当波托西巨大的银矿进入殖民者的视线后，不幸的命运就开始了。西班牙三百年里从波托西掠夺走的矿石“足够架起一座从山顶通向大洋彼岸皇宫门口的银桥”，而这座银桥下面却埋藏着八百万印第安人的骷髅！“有理由相信，王熙凤经手的白花花的银子里面，少不了来自波托西的所产”，于是在瞬间，江先生说自己真正理解了切·格瓦拉那种近乎决绝的革命。人文知识分子常常是热心肠的，心中总是高悬着一个乌托邦，将自家之幸与国家之幸紧紧勾连，感时伤国。读江弱水的文章这种情绪尤其炽烈，但底色是真诚的，并有学理作支撑，他的文章高于张炜、张承志诸人，读之，除了激昂，还是能叫人冷思的。可作者的批判锋芒只是刺向殖民主义，总还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是一种大慈悲，也是一种热心肠。读本书“鲁迅杂识”一辑，可以看出江先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颇下了工夫，看得出是坐过冷屁股的。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文风被三个人深刻改变，除了毛泽东，还有胡适和鲁迅。在《妙有分二气：论鲁迅与胡适的语文观之异》一文中，作者敏锐地看出，胡适的文体具有“古典主义的清晰和秩序”，而鲁迅则具有“现代诗语的晦涩与奇崛”；胡适是思想家，逻辑、理念、思想框架先行，只是寻找语言来清楚表达，所以文风一清如水，而鲁迅是文学大师，文章直接从语言生长，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本人正在关注中国新闻文风的形成，读此分析，有知音之感，但作者明显扬鲁抑胡的姿态，本人倒也不敢完全苟同。

　　书中论人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胡兰成的人格与文体》与《一只唯美的细腰蜂》，谈胡兰成、王尔德。写问题文人总是比较容易出彩，才华横溢就很吸引人了，再加上或者其人私德有欠，或者连公德都有亏，更是上好的佐料。胡兰成学问大，文章好，但游戏爱情，甚至不耻为汉奸，此人很有张力，这就基本具备了被后人关注、研究、销售的潜质，只是还缺个契机。幸运的是，张爱玲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逐渐被经典化，与张有关的人和事都极有市场卖点，胡兰成更是幸运地与张有染，一下子从故纸堆中挺身而出，成为书商新宠，真是不看胡面看张面啊！江弱水分析胡兰成的性格相当到位：“其异于常人的性格中，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古代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一为“策士”，自然有奶便是娘，如何能有独立的思想，遑论气节？相比较，王尔德倒还好些，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成了性少数派——好男人这口，还好得连妻儿都顾不上。萧伯纳曾转述他弟弟的评价：“奥斯卡并不是个品格败坏的家伙，不管在哪儿你都可以放心地把女人交给他”。萧氏真损！但王尔德也是生不逢时，如果晚生几十年，断然不会因为同性恋而遭遇严打。这个不幸的牛津才子有着卓越的才情，能口吐珠玑如天女散花，是沙龙里的主角。但按照张先生的说法，王尔德其实只是一只嗡嗡的“细腰蜂”，穿梭于上流社会的客厅中，专扎细皮嫩肉的上流男女，极尽调侃，但他在本质上毕竟还是属于这个客厅的，所以“他的蜂刺，顶多痒而不痛”。而更有意思的是，江先生还发现，张爱玲和王尔德其实是一类人，智力至上，嘴巴不饶人，还喜欢招摇，但他们才是如今书架上的必藏。一个商业社会，所谓经典的菜单在不断改写，太严肃的作家逐渐淡出，张爱玲、王尔德、胡兰成正在经典的梯子上攀登，身段优雅，并逐渐接近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