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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动机
11月22日上午11时，阳光和煦，在朝阳门内大街国新办七楼的一间办公室，已卸任国新办主任的赵启正静静地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桌前。
三天前，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新闻官”正式执鞭人大新闻学院，同时完成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四次转型。在近50分钟时间里，赵启正向《新京报》记者娓娓道来他个人对于中国新闻记者的印象，他作为官员的处事决策哲学以及他即将为人大新闻学院带来什么……
对话人物 赵启正
1940年生于北京。
195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主修实验核物理专业。
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当技术员。
1974年调到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1981年被评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高级工程师，后为教授级研究员。
1984年被委任为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
1986年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1991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后又负责筹备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并于1993年担任首任管委会主任及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
1998年至2005年，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昨日上午11时，赵启正在国新办七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及个人对于中国新闻记者的印象，作为官员的决策哲学以及他在人民大学的未来思路。本报记者薛珺摄
本报记者 闾宏 北京报道
新京报：听说你接受人大新闻学院院长的邀请时有很多故事？
赵启正：外界只知道新闻学院前院长高钢给我发了7条短信，“逼”我就范。其实不全是这样。人大的校长、书记和院长三个人一同来找我，要求我担任院长一职。我原先是担心破坏原有的学院关系。在他们反复教育之后，我才最终同意。
“我觉得自己高就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担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是降级了。
赵启正：院长是什么级别之前我根本没想过。他们给我的聘书上在院长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正处级。是有人说我降级了，但我觉得自己是高就了。其实，给学校领导设定行政级别本身就不合理。给院长设定级别只是为了看文件、参加会议等工作开展方便一些。所以这样的级别不能和政府部门一样衡定。那是两个标准。
新京报：那为什么说自己是高就了？
赵启正：因为我本身的学术训练和这个职位还是有差距。我接受过大学聘我做兼职教授的邀请，也带过6个区域经济学的博士生，但从来没在大学中担任过任何正式职务。去大学做学问是我从小的梦想。对学术的尊重可能和我的家庭氛围有关。我父母都是南开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我有两个弟弟，一个是博导，另一个是美国某所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我从小是在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里生活。家庭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你选择的道路和你所设想的有很大差距？
赵启正：个人的意愿有时必须服从时代需要。我毕业是在1963年，那段日子中国经历着许多坎坷，又是遭受到自然灾害，又是和苏联关系恶化。整个国家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我学的又是实验核物理，研究加速器、核裂变。中国的国防事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这使得我必须走出学院。
新京报：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高官在退休后进入学院担任领导，而以前更多的是去企业做顾问，这种转变是不是将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赵启正：这个变化表明了一种社会意识的变化，表明社会对知识、对教育更尊重。这个现象才刚刚开始，在今后必将成为趋势。
我退休后，不是无事可做，电脑里上千兆的存档文件等着我去处理。那些以前的发言记录、卡片、书籍都需要我去整理、阅读。现在也有企业叫我去，但我不愿意。
谁说我外行，我感激谁
新京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未能进入哈佛担任校长，理由是能管理好国家未必能管理好学校，您认为做好了一名政府官员是否也就一定能做好一个学院的领导？
赵启正：不能把隔行如隔山理解得绝对化了。我每做一件事都是新的。最早从事了20多年的核工程工作，之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管过浦东开发区的建设，担任了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和世界上的记者打交道。看似跨了很多行当，但其中的哲学是通的。我个人的体会是要抓宏观。宏观并不等于粗放，更不意味着抽象，而是些本质的东西。然后对于那些个别微观细节只要深入参与一两个就能把握住全局了。
新京报：你依据什么来进行决策？
赵启正：领悟要害。比如对于浦东新区开发，就是要抓住几个关键要素，高科技产业、不能制造污染、不要重复建设。这就是我要把握的标准。浦东那么多厂房的方案，我就参与一两个。去考察的时候，对于楼房要用几号水泥我从不发表意见。那不是我要把握的，一说准错。
新京报：现在你敢于前往人大新闻学院任院长是基于以往的经验？
赵启正：不对，主要是观察、思考、敢于负责。我只要用心，1年之后，就能掌握其中的规律。
新京报：你不怕别人说你外行？
赵启正：谁说我外行，我对谁表示感激。因为他是在鞭策我。
记者拼抢是种光荣
新京报：你作为曾经的“中国第一新闻官”具有很高的无形价值，但对于你担任新闻学院院长，外界或许有观点会认为装点门面的作用会强于对学院的实际领导，您怎么看？
赵启正：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人大新闻学院。
新京报：那你能给人大新闻学院带去些什么东西呢？
赵启正：我在新闻界工作了7、8年，平时积累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让我带到学院里去研究。并且从工作中，在同时面对国内外记者时也发现了一些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国内外记者的差别体现在哪里？
赵启正：竞争性弱，有许多国内记者在大型新闻发布会上不敢发问。有些记者的问题不够准确、“尖刻”。当然这也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不愿出风头。
新京报：你喜欢善于拼抢的新闻记者？
赵启正：争抢是光荣的，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观念。无论遇到怎样重量级的采访对象应该上去争抢，不要担心别人的看法或是在意其助手的干扰。因为那是你的工作，你应该这样做。
新京报：中国新闻记者的竞争性弱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启正：可能我们培养的学生新闻学功底比较好。但重要的是如何将新闻学的功底发挥出来。而且记者之外的功夫还需要加强。这点我们和国外的新闻记者相差也很远。比如怎样和人交流，通过各种方式去挖掘采访对象的深层思想。这些在今后都需要加强训练。
新京报：你作为一个曾经的新闻官如今去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你会去注重培养提问尖锐的记者吗？
赵启正：我喜欢提问尖锐的记者。这说明他们在思考。以前我接受采访时，如果时间充裕，我会拿些问题去考验记者，看他们是否做足了准备工作，是否在思考。在工作前，记者必须要做功课，了解新闻发布会的背景、主题。我觉得，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用两天时间准备是不多的。中国需要善于思考的记者。
致力培养新闻官
新京报：你素来给人有思想开放、作风硬朗的印象。
如今你出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会对学院建设施与怎样的影响？会促其朝着什么方向转变？
赵启正：我会在新闻学院里有意识地培养新闻官。新闻官的重要性在中国新闻教育体系中被忽略很久了。陈旧的新闻学教育观念是，更注重对新闻记者的培养，而忽视新闻官的重要性。
新京报：新闻官和新闻记者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赵启正：新闻官掌握着新闻的源头，新闻记者只是起到新闻与民众的连接作用。新闻官除了对政策了解之外，还需要对新闻记者的需求有了解。他要准备记者都会从哪些角度提问，然后该怎么回答。两者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味。
新京报：似乎更多的学生愿意做新闻记者而不是新闻官。
赵启正：这就是因为受到国内陈旧新闻观念的影响。国内的新闻官也算是个新事物。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国外相比也只是建立不久。
在国外，新闻官的地位很高。伊拉克战争中，一个新闻官的力量相当于几个师的实力。
新京报：中国的新闻发言制度和新闻官有着怎样的关系？
赵启正：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在北京之外开办各种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培养了2000多人。我依循的思路是，培训先行，规章跟上，然后形成制度。虽然花了许多力气，但是阻力依旧很大。关键是第一步，扭转观念很难。这点应该从学校中就有所培养。你说，没有良好的新闻官如何去形成透明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新京报：你认为新闻官将对社会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赵启正：在目前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培养新闻官是当务之急。有一类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他是政府形象的代表和具体体现，需要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还要有较强的新闻发布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类是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他有克服危机的能力。这两类新闻发言人的培养都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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