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在国新办七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本报记者薛?摄
赵启正在国新办七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本报记者薛?摄
对话动机
11月22日上午11时,阳光和煦,在朝阳门内大街国新办七楼的一间办公室,已卸任国新办主任的赵启正静静地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桌前。
三天前,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新闻官”正式执鞭人大新闻学院,同时完成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四次转型。在近50分钟时间里,赵启正向《新京报》记者娓娓道来他个人对于中国新闻记者的印象,他作为官员的处事决策哲学以及他即将为人大新闻学院带来什么……
对话人物
赵启正
1940年生于北京。 195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主修实验核物理专业。
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当技术员。
1974年调到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1981年被评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高级工程师,后为教授级研究员。
1984年被委任为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
1986年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1991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后又负责筹备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并于1993年担任首任管委会主任及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
1998年至2005年,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昨日上午11时,赵启正在国新办七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及个人对于中国新闻记者的印象,作为官员的决策哲学以及他在人民大学的未来思路。
新京报:听说你接受人大新闻学院院长的邀请时有很多故事?
赵启正 :外界只知道新闻学院前院长高钢给我发了7条短信,“逼”我就范。其实不全是这样。人大的校长、书记和院长三个人一同来找我,要求我担任院长一职。我原先是担心破坏原有的学院关系。在他们反复教育之后,我才最终同意。
“我觉得自己高就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担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是降级了。
赵启正:院长是什么级别之前我根本没想过。他们给我的聘书上在院长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正处级。是有人说我降级了,但我觉得自己是高就了。其实,给学校领导设定行政级别本身就不合理。给院长设定级别只是为了看文件、参加会议等工作开展方便一些。所以这样的级别不能和政府部门一样衡定。那是两个标准。
新京报:那为什么说自己是高就了?
赵启正:因为我本身的学术训练和这个职位还是有差距。我接受过大学聘我做兼职教授的邀请,也带过6个区域经济学的博士生,但从来没在大学中担任过任何正式职务。去大学做学问是我从小的梦想。对学术的尊重可能和我的家庭氛围有关。我父母都是南开大学物理系的教授。我有两个弟弟,一个是博导,另一个是美国某所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我从小是在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里生活。家庭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你选择的道路和你所设想的有很大差距?
赵启正:个人的意愿有时必须服从时代需要。我毕业是在1963年,那段日子中国经历着许多坎坷,又是遭受到自然灾害,又是和苏联关系恶化。整个国家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我学的又是实验核物理,研究加速器、核裂变。中国的国防事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这使得我必须走出学院。
新京报: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高官在退休后进入学院担任领导,而以前更多的是去企业做顾问,这种转变是不是将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赵启正:这个变化表明了一种社会意识的变化,表明社会对知识、对教育更尊重。这个现象才刚刚开始,在今后必将成为趋势。
我退休后,不是无事可做,电脑里上千兆的存档文件等着我去处理。那些以前的发言记录、卡片、书籍都需要我去整理、阅读。现在也有企业叫我去,但我不愿意。
谁说我外行,我感激谁
新京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未能进入哈佛担任校长,理由是能管理好国家未必能管理好学校,您认为做好了一名政府官员是否也就一定能做好一个学院的领导?
赵启正:不能把隔行如隔山理解得绝对化了。我每做一件事都是新的。最早从事了20多年的核工程工作,之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管过浦东开发区的建设,担任了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和世界上的记者打交道。看似跨了很多行当,但其中的哲学是通的。我个人的体会是要抓宏观。宏观并不等于粗放,更不意味着抽象,而是些本质的东西。然后对于那些个别微观细节只要深入参与一两个就能把握住全局了。
新京报:你依据什么来进行决策?
赵启正:领悟要害。比如对于浦东新区开发,就是要抓住几个关键要素,高科技产业、不能制造污染、不要重复建设。这就是我要把握的标准。浦东那么多厂房的方案,我就参与一两个。去考察的时候,对于楼房要用几号水泥我从不发表意见。那不是我要把握的,一说准错。
新京报:现在你敢于前往人大新闻学院任院长是基于以往的经验?
赵启正:不对,主要是观察、思考、敢于负责。我只要用心,1年之后,就能掌握其中的规律。
新京报:你不怕别人说你外行?
赵启正:谁说我外行,我对谁表示感激。因为他是在鞭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