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区”湾塘村

　　湾塘村和平组组长王伯桥固执地认为，村里死鸡死鸭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死的鸡鸭特别多，“禽流感不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咯！”

　　撰稿／贺莉丹（记者）

　　射埠镇距离湘潭县有30公里的路程，曲折泥泞的小土路连接了宁静的湾塘村和通往湘潭县城的唯一一条公路。

　　11月19日，在射埠镇镇政府门前的的一面砖墙上，记者见到了一份醒目的湘潭县人民政府11月15日张贴的《关于对射埠镇湾塘村疫区解除封锁的命令》。经过28天的封锁，这个湖南首个禽流感疫区重新开放。《新民周刊》记者见证的，是一个完全解除封锁的禽流感“后疫区”时期。

　　“你敢吃鸡蛋啵？”

　　在湘潭县县城，沿途仍有不少卖鸡蛋醪糟的小摊。“红星飞渡”这个灌溉渠曾是射埠镇禽流感疫区与外界隔离的哨卡，如今只见一个门可罗雀的小卖部，摊前挂起了一溜猪肉。射埠镇不远的古塘桥镇的田野里，可以看到在稻田里觅食的鸡群和水泽之地嬉戏的鸭群。

　　湾塘村一位热情的农妇盛情挽留记者做客，“你敢吃鸡蛋啵？不是市场上买的，是禽流感前剩下的，我们留着自己吃的。”

　　水稻已经收割，也没有家禽要饲养，大多数的村民都聚集在门前聊天，一派闲适的模样，记者连日来跟数位村民接触，他们对禽流感疫情保持着无一例外的乐观心态。

　　“现在整个村子鸡鸭都没有了，政府又洒了那么多石灰和消毒水，应该没有禽流感了。”10月17日上午，在自家的院落外，50岁的和平组村民贺洞民指着那丛几乎被石灰染成了白色的一株粉红色茶花说了以上的那番话。

　　“禽流感已经过去了，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就是过年不能吃鸡鸭了，原来养鸡也是为了生蛋，现在鸡没了，蛋也没了。”贺洞民心痛地看着自家喂养了半年的8只鸡在10月19日晚被乱棍打死，他本人也测了体温、打了一次预防针。“开头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相信村里死鸡、鸭是禽流感，现在知道这个禽流感是可以通过粪便传播的，我现在也经常洗手。”

　　湾塘村和平组组长王伯桥固执地认为，村里死鸡死鸭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死的鸡鸭特别多，“禽流感不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咯！”他用口音浓重的湘潭话对记者说。在王伯桥看来，对湾塘村的瘟鸡死因“政府说是禽流感就是”，但贺家的两个孩子得病则跟禽流感无关。“贺家的妹子死了很可惜，她是得肺炎死的，跟禽流感没有关系，如果发现得早，她就不会死。” 王伯桥边说边给记者拿来一瓶满满的漂白粉，现在他家喝水都要先用漂白粉“杀菌”，家里也用3种不同的消毒剂消毒。

　　几天前，贺俊尧康复出院、又在村头蹦蹦跳跳，这也坚定了王伯桥的这个信念，“禽流感对人没有多大影响！”

　　射埠镇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告诉记者，他们平时也上网浏览外界对湾塘村禽流感的报道，“很多媒体的报道有些夸大了，我们没有这么恐慌！”

　　湾塘村村长兼村支书贺鼎明告诉记者，因为贺铁光家的一双儿女病得很奇怪，所以只有组织村民每天做好消毒工作、每天查体温，也打防疫针，“这些都只是很被动的预防措施，农户搞好个人卫生也很重要。”贺鼎明说，比如说他和妻子，喂猪、喂鸡前洗手的习惯一直都有。

　　这种习惯显然并非一夕之间就能改变。在和平组组长王伯桥的家门口，同乡给了他一块槟榔，60岁的王伯桥把槟榔撕成几块往嘴里送，老伴匆匆跑到厨房、舀了一瓢水送到王伯桥面前，嚷嚷着“洗手、洗手”，“已经吃了。”王伯桥搓了搓手，漫不经心地说。

　　“后疫区”时期

　　和平组静悄悄的，静到只能听见行走者的脚步声。

　　一位村民用“死气沉沉”来形容这种寂静的氛围，在禽流感来袭的这段时间，和平组除猪以外的家畜：鸡、鸭、狗、猫皆被扑杀殆尽。其他疫区范围内，鸡鸭被扑杀，猫狗则圈养。

　　贺鼎明告诉《新民周刊》，湾塘村有15个组，397户，共1514人，直径约为3．5平方公里。湾塘村的农民靠种地、喂猪、喂鸡为生，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全村每年大约有200个年轻人在外打工，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沙、湘潭等经济发达些的地方打工非常普遍，种地的绝大部分是中老年村民。人均年纯收入在去年是2500元左右，90％的村民家里都装了电话，电视更是家家都有，很多村民都在自家门口打了井、使用以地下水为来源的“自来水”。

　　记者看到，和平组的典型结构是农户散居在丘陵山地中，低洼地是水稻和水塘，平时多户人家的鸡鸭就在水稻田里活动，不远处的小池塘是和平组的农妇夏天经常洗衣服的地方，鸭子也经常在池塘里嬉水。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要养几只鸡鸭，平时也可以换些油盐钱。”贺铁光的妻子谭瑞华告诉记者，这种做法在当地是很普遍、也容易被理解的。在养鸭专业户刘立秋的理解中，早、晚6点给鸭子喂食两次，其余的时间就让它们在田间山林中活动、吃吃稻谷，这样不仅能节省成本，而且经常走动的鸭子城里人也喜欢买。“我们山区从来没有人把鸭子圈养起来，放养的鸭子肯定健康！”刘立秋说。

　　湘潭县畜牧水产局动物防疫监督站站长、高级畜牧师冯德文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分析，中国农村的现实是鸡鸭混养和散养，这种养殖方式存在隐患，此次湾塘村的疫情就是鸭子先发病死亡，然后是鸡发病死亡，因此要通过宣传让农民把鸡鸭分开喂养；其次是农村防疫机制的缺陷，虽然农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农民往往不愿意花钱给家禽打疫苗，防疫员也是个很苦的工作，收入全部来自农户打疫苗，所以目前湘潭县准备每个村的防疫员每人一年400元的财政补贴。

　　当地政府规定今后半年之内不准养家禽，但记者采访过的村民几乎都表示，等6个月后过了以后一定要养鸡鸭。“哪个不养几只鸡鸭？禽流感已经过去了！”王伯桥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都是在做禽流感防控时站到一线的人，但被封锁时期，疫区的人到外面做客，别人是不欢迎的，既然不欢迎，我们就不到外面做客了。”让贺鼎明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有一次他在镇上开村长会议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这个“禽流感村”的村长一起吃饭，“大家都挺害怕被传染上的，所以后来湾塘村解除封锁时，很多村民都很高兴，放鞭炮庆祝。”

　　“后疫区时期”，还有一些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

　　贺鼎明给记者算了笔账：一只鸡能在市场上卖25元到30元，扑杀一只鸡政府补贴10元，这样农民一只鸡被扑杀就要损失15到20元，在这次疫情中，湾塘村被扑杀的家禽起码有“好几万只”，这是直接损失；间接损失是，禽流感之前，湾塘村的猪肉能卖到3．5到3．6元一斤，小猪崽能卖到200多元一头，现在，其他村的猪肉还是原来的价格，湾塘村的猪肉只能卖到2．9元到3．0元一斤，小猪崽就更不值钱了，变成80元一头，差不多是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样算下来，全村的损失大约在600万到700万元。”贺鼎明说，他家有3头母猪，14头小猪，“小猪不卖了，等大一点再说。”贺鼎明的妻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