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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朝鲜高校每年都要派出数十名学生前往中国的知名高校学习语言。图为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图书馆里的电脑查阅室。任力波/摄
虽然朝鲜“海龟”的数量不多，但他们在引进新思想、推广新事物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国际先驱导报驻平壤记者任力波报道
当中国的部分“海龟（海归：海外归来者）”成为“海带（海待，尚未找到工作的海外归来者）”时，朝鲜“海龟”却在大显身手。
朝鲜“海龟”主要有两类，留学生和归国朝侨。留学人员须经国家进行严格缜密的层层选拔，坚决拥护朝鲜社会制度和忠于领袖是首要的政治标准。也正是因为他们“根正苗红”，加之接受了良好的国外教育，眼界开阔、知识丰富，所以逐渐在各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朝鲜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而归国朝侨则因为很多在国外受过良好教育，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他们也以其特殊的身份和纽带作用为朝鲜的对外交流做了不少工作。
官派留学生
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朝鲜留学生多被派往中国。中朝之间有留学生交换协议，每年两国一些定点高校都会安排学生前往对方院校学习，由对方提供食宿和生活费用。因此，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每年都要派出数十名学生前往中国的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知名高校学习语言。
这些学生回朝鲜以后一般有两种去向。如果是在国家培养序列中的，一般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和部队系统中，从事外事翻译、资料选编等工作。一些会被外务省派往各国驻朝使领馆，以及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驻朝代表处充当联络官。
这部分“海龟”以其开阔的眼界、丰富的知识和坚定的立场成为各个机关、部门的重点培养对象并逐渐成长为中高级领导干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次帅、人民军总参谋长金永春次帅等早年都曾在苏联留学。朝鲜第一副外相姜熙柱，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英语，中国外长李肇星曾是他当年的同宿生，而且是四年的上下铺兄弟。去年3月份李外长访朝，金正日与李外长会谈时的主要陪同人员就是姜锡柱。李外长与金正日互相问候之后，随即与一旁的老同学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记者在采访国内高级访问团的访朝活动时，也经常能碰到各个政府部门的“海龟”。他们的思想要开放得多，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相当多的了解和认可。一些对朝鲜来说还是新鲜、激进的事物和思想，比如染发、奇装异服、休学创业、贷款买房等，他们也都能持一种较为包容和理解的态度。
一位在北京语言大学留过学的联络官告诉记者，他最喜欢中国的上海和深圳，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他说，他在中国学习的时候依然坚持每天佩戴金日成像章，他还经常向中国学生讲述朝鲜人民为什么如此尊敬自己的领袖。
委培留学生
还有一类留学生是由朝鲜内阁各部委下属的投资贸易会社委托部分高校培养的，他们出国的生活学习费用也都由这些会社来负担。学成归国之后，他们自然会被分配到这些会社从事翻译和外事工作，还有一些被贸易省派到中国一些省份的驻朝贸易代表处作“案内”（陪同），充当这些代表处与朝鲜进行双边贸易的联络人。现在的朝鲜，最先富起来的就是这些从事双边贸易的朝鲜商人，他们在一些外汇商店和餐厅的消费能力甚至令一些中国商人都惊叹不已。
现在又延伸出了一种新的委托培养模式，就是由会社和政府部门合作，将一些餐饮行业的服务员送到中国定点餐饮单位去接受中短期的培训，学习中国第三产业的先进服务理念、管理经验和烹调方法。
平壤这两年的餐饮业发展迅速，近百家中高档餐厅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平壤的各个区域铺散开来，平壤原本落后的餐饮管理和人才队伍一下子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于是一些下辖有中高档餐厅的会社开始和政府部门协调，希望政府选派一些服务人员去中国培训，费用由会社负担。如今，朝鲜每年都要派出近200人去北京、青岛、丹东等地的餐饮单位培训，为期两个月到两年不等。
归国朝侨
归国朝侨
中，大部分人是在朝鲜战争后，因为社会地位、家人、经济以及信仰的问题纷纷从前苏联、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地回到祖国。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海外朝侨归国的人数直线下降，但还是有一些抱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朝侨回到祖国。他们一般都栖身于一些民间对外友好团体以及带有政府背景的外联机构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海外关系为朝鲜的对外交流做点工作。还有一些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归国朝侨则选择从事贸易或是投资餐饮业。
朝侨们开的餐厅也更多地引进了外国的餐饮风格和管理经验，使得平壤的餐饮业日渐丰富多彩。在东平壤，有一家很不起眼的中档餐厅，据朋友介绍，这里是全朝鲜最早有卡拉OK的餐厅。老板娘是一位50上下的归国日本朝侨，她的卡拉OK包房里还有数百首外国歌曲可供选择。去年底老板娘还在餐厅大堂里设置了一个架子鼓和电子琴，每天晚上都有专人来为顾客演奏，但最后被有关方面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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