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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建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并不是仓促出台，这项改革实际上经过六年以上准备和努力 《财经》记者 凌华薇/文（此文刊登于今天出版的《财经》杂志，本报同步刊出）
中国建设银行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已有月余，相关的评论仍未平息。从外汇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到海外上市，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举一动，都带来了各界的关注。
在注资之初，舆论的焦点在于中央汇金公司的角色，注资重组的程序安排，改革方案是否成熟；在股改和引资阶段，人们关注的是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及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彼时定价并非核心，因为应者一度寥寥无几；在上市之后，话题渐渐转到“金融安全”与“国有资产流失”等争辩之中。
无论上述评议是否得当，对于中国的银行业都可称幸事。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接受公开市场的考验，惟此才能通过修正和调整获得最佳效果。
作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之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接受《财经》采访，谈及银行改革思路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考虑。
中国建设银行1999年就已提出过公开上市的战略设计。时隔六年，这一计划终获实施，在此也将周小川当初作为建行行长发表的一篇前瞻国有银行改革路径的文章转载于此（见A20、A21版），供读者参考。
《财经》：1999年的时候，在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任上，你就提出了公开上市补充银行资本金的改革思路，这一改革目标现在已基本实现。回顾来看，当时思路形成的背景是怎样的？
周小川：一个相关的事实是，包括建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并不是仓促出台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短线操作。这项改革实际上经过了六年以上的准备和努力。当时人们已感到金融危机的征兆和银行改革的紧迫性。
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经济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对中国银行业来讲，就是不良资产的大幅度增加和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务院领导下，各方面都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准备。当时，我们的研究和探讨就是这个工作的一个部分。
《财经》：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发行上市做了很多年准备，你认为关键的步骤是哪些？
周小川：建设银行今天发行上市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应该说，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其中两个比较重要，一方面是建设银行本身，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切实感受到了自身的资产质量差，面临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引发全局性金融危机；同时也意识到内部改革的紧迫性，意识到像过去那种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信贷管理和风险管理，再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国家的支持，在2003年左右，建设银行从长期以来实际净资产为负值的状态，提高到了净资产基本为零的状态，为进一步注资和股份制改造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外部政策的改革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我们把国有商业银行当做国家机关来看待，业务上行政干预很多，考核的尺度也不对，这些问题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都在逐步改进。根据我的观察，其中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是会计准则的不断提升；第二点是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按照贷款风险损失的概率来进行实际的拨备；第三点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道路写清楚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这一路径是经过一系列慎重研究才选中的。
《财经》：为什么选择股份制改革和发行上市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方向？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周小川：当时的看法是，商业银行改革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一样的，比如政企不分、行政干预过多、治理结构架空、干部管理和激励机制脱节、严重机关化，以及缺乏经营自主权和定价权、竞争压力不够，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问题都和大行业的国有企业非常相似，遵循的是机关化管理模式，不像真正的企业。
银行业也有两个自身的特点，一个是银行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影响比较大，是为整个经济服务的枢纽，所以改革起来难度更大一些，需要更慎重一些；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机关化程度比其他国有企业还要严重得多，改革任务更重。
观察并研究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什么样的道路是成功的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把国企改革当做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间实行过承包制，强调过政企分开和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但最后还是要从所有权适当的多元化、加强公司治理和公众监督等方面来加强改革。我们观察到工业企业改革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竞争力切实增强的，多数采用的都是股份制改革并发行上市变成公众持股公司的模式。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相互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
因此我们觉得，国有商业银行从道路选择上，应当参照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成功之处，实行股份制改革和公开上市。
《财经》：在1999年，你就特别强调资本充实率问题，同时也把资本充实率作为股份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把资本约束当做重要的一项自我约束，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周小川：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国有工业企业的例子。过去国有工业企业不是用利润指标进行考核，而是用替代的八项（甚至更多项）经济技术指标进行监管，其效果可想而知。
商业银行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亚洲金融风波以后，人们发现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比较高，资本充实率很低。当时的一个重要争论就是，是否可以不用资本充实率进行监管（或者考核）？我们当时的判断是，不用资本充实率监管，短期并非不可以，但从中长期来讲，银行的经营目标、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约束和监管尺度都会出重大问题。
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国际经验的问题。国际银行业1988年提出了巴塞尔监管标准，这个标准一方面反映了银行抗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它间接反映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和创造利润的能力。我们试验过其他的考核办法，往往过于单向化，很容易被绕过去，比如降低不良资产率，就有扩大“分母”的办法。
当时经过反复分析比较，我们认为两个指标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资本充实率，一个是满足股东利益的程度（包括公众股东和各类投资者的利益）。
《财经》：在六年前，你就对股改、上市可能出现的争论，诸如涉及国家的控制力、国有股比例、股份分红是否会肥水外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在你怎么看相关的评论？
周小川：在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进程中，类似的问题我们已经遇到了很多次。工业领域里也有很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环节，比如钢铁、汽车、电子（特别像计算机这类涉及国家信息安全的产业），以及石化等涉及国家能源安全的工业等。所有这些行业在不同程度上对国民经济都非常关键。因此，在相关行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时候，就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经济命脉能不能进行股改？国有股比重下降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肥水外流？
这首先关系到对本行业、本企业的自我判断问题：是国际竞争力很强、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大？还是面临危机、不断要求输血、拖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这涉及到改革和引入外资的判断和决心。不少行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后，人们体会到：只有真正能够把行业、企业做强做健康，使它的竞争力提高，不用国家不停地补贴、赔钱，才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最大利益和安全、稳定。
从过去的经验看，国有工业企业特别是一些战略行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这样那样的疑问和争论，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中引发一些争议，也是改革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财经》：一些认为肥水外流的评论，是认为国家为建行的这次财务重组花了几千亿元，达到了较好财务状况，却把部分成果让给了别人。您怎么看？
周小川：我认为财务的分析要讲求科学，每项成本各不相同，不可简单叠加，更不能有重复计算。
———走出亚洲金融风波之前，银行业存在并不断暴露出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中的旧体制成分及其转轨过程所产生的，也包含银行经营失败和自身体制的失败。这些不良资产有一部分转为国家的剥离，另一部分反映为对资本的侵蚀。当时四大银行的实际净资产均为负值，即有人所说的“技术上已破产”，不管账面上是否还有遮掩，大家心知肚明，资本金已经没有了。这些早已发生的财务事实，不是这一轮财务重组的成本。
———建行1997年代国家托管中农信，不是商业行为，不宜纳入未来商业化运作的股份公司，故将此类资产及损失交回国家并由专门机构继续处理。这也不是建行自身财务重组的成本。
———建行这次重组中将可疑类资产剥离并以模拟市场价格出售，道理上不存在政府补助。但由于我国资产处置市场深度不够，定价能力弱，在估值批发与零售中产生的价差应视为本次财务重组的成本。
———本次财务重组期间建行用自身收入进一步核销掉损失类资产并提足拨备，是自身努力并符合会计原理的，不是国家付出的成本。
———汇金公司向建行注资1863亿元资本金，是投资行为。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这是国家的股，是要有回报的，不能用来填窟窿。目前，这些投资已有良好的回报，这不是改革付出的成本。
总之，这次财务重组的代价与个别人的评论相距甚远，建议有财务分析基础的人士可详尽研究、自主判断。最后，我还想讲，改革开放还要算大账。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不是没有付出，且付出的往往是旧体制及其转轨的损失，而换来的是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到今天的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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