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孙英兰
“自主创新”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兴衰。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续四次发表重要讲话，论述自主创新问题；近期在对企业和中部地区的考察中，又将“自主创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温家宝总理在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有十几处提到“自主创新”。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是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纲要》通篇贯穿“自主创新”的发展主线。正如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梅永红所说，把“自主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以自主知识产权占领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这种战略导向对国家和企业而言至关重要，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而‘自主创新’的战略导向可能影响更长时间的国家战略。”
对全球化的不同认识
“自主创新”说来容易，但形成一种共识进而成为指导未来发展的国家战略确属十分不易。它是改革开放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也是现实发展需求所决定的，更是社会各界思想认识大统一的结果。
伴随着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制定工作的正式启动，学术界有关“自主创新”的争论逐步升温。
一些学者对“自主创新”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依靠技术引进和ＦＤＩ（境外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可以更有效地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界“对全球化乐观、浪漫和善意的接受”的思潮十分活跃。
梅永红引用法国著名学者马特拉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一种“建构全球化网络的战略”。美国式的全球化概念“有一种世界的控制论表象”。这种全球化模式实质是宣扬“一个文化中心决定论”，亦即美国文化中心决定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美国式的全球化模式“是一种宿命论，是一种投降，这是一种放弃责任的意识形态的基石”。
权威人士指出，对全球化迷信的结果，就是强调以外国资本和技术弥补我们的“比较劣势”。而实际上，依靠技术引进和境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本国的科技竞争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软科学计划重大课题《利用外资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该课题研究中，对北京、上海、苏州和东莞等地进行了一次大型问卷调查，收集了有关外资企业技术来源、技术研发以及技术溢出等方面的情况。调查分析显示，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主要以母公司的技术为基础，但主要以进口母公司机器设备为主，对母公司无形技术（知识积累等）的引入程度并不高，外资企业的研发支出和研发队伍规模普遍偏小，专利产出较低。调查显示，14％的企业明确表示公司过去几年中没有研发支出，年研发支出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数量仅占总有效样本量的14％。没有研发人员的企业占到11％。外资企业获得国内外专利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有91％的外资企业从未申请过国内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的仅有13％。外资企业对华技术扩散十分微弱，“技术溢出”带来的效益微乎其微。问卷调查显示，在华外资企业中有60％认为与当地的政府没有发生过合作，77％的企业表示没有与政府研究机构有过正式合作，79％的企业没有与国内企业进行结盟的意愿。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向当地的技术扩散是相当有限的。
权威人士分析认为，我国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外资企业越来越严格地控制对华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对我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直接作用非常微弱。相反，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抑制了我国自有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抑制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如果继续盲目地引进外资和技术，将会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导致我们在科技领域无可挽回的失败。我国汽车工业二十多年所走过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道路就是战略失败的典型。
梅永红认为，引进技术只能作为提高创新能力的学习手段，目的是要在消化吸收的技术上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站在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点上的再创造和再发展。这是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强调“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内涵。
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之争
在有两千多名社会各界精英参加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各种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焦点就是有关“自主创新”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郭克莎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之间关于“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的学术论争，代表了经济理论界两种观点的对峙。这在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也有十分显著的表现，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不需要国家意志，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更有甚者，一些人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值得回味的是，郭克莎和林毅夫都采用了日本和韩国崛起的例子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
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梅永红认为，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已经证明，积极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国家对战略产业的支持，是后发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有效对策。这里所强调的战略产业，不是从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确定的垄断行业，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确定的少数产业（“两弹一星”是典型范例）。这类产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企业竞争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中的战略行动能力。比如，载人航天、干线飞机、重大装备、大型海洋运输工具、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操作系统等，都属于战略产业范畴。发展战略产业，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意志力，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经济界一些学者与科技界人士的政策辩论，更集中在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上。
经济界的有关专家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产业技术发展的战略与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利用全球知识储备，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她还以跨国公司的调研数字说明，在核心技术上投入过多的企业，其实到最后都顶不住了。她认为不要盲目地提倡所有企业都来做研究与开发。
也有专家使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推动本国的产业技术升级，这是一种现实可行、成本低、效益好的战略的选择。”他从发展中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特点出发，认为“每个企业都必须保持一个研发队伍，其职能是消化吸收和引进外国技术。”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则认为“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具有互补性。胡鞍钢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应从模仿增长型向创新增长型转变。但是他也指出：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技术，究竟哪种方法比较好，主要取决于成本、取决于市场的选择。
科技界对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反映极为强烈。参加本次规划制定工作的原国家外专局局长马俊如认为，当前，耗费国家财力、物力最多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像能源、电力、采矿、钢铁、纺织、化工、重工业制造企业，几轮技术改造已经花了国家几千个亿，如果企业不搞技术创新，靠引进解决问题，最后就会造成企业不断地引进，“那我们的企业又怎么能在全球化竞争条件下脱颖而出呢？”
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理事长孔德涌直言：“如果按照某些经济界人士的思路，科技规划不要搞了，全部引进就可以了。但现实是很多技术是引不进来的。暂且不讲国防技术，就是民用技术限制也很多。”曾经做过两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的孔德涌说，美国的气象预报要比我们准确得多，什么原因？气象预报的准确性与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的速度密切相关。“我们气象预报的数学模型是从欧洲进口的，而欧洲明文规定，向中国出口的模型必须有十年差距。一个气象预报的模型没有军事机密，也要有十年的差距，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梅永红说，“在我国的技术引进中，属于硬件成套设备的引进已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很小，所占比例均不超过20％，反映出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依赖状况。这就难免被掌握新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利用。目前，在技术引进中对技术引进有余，而消化、吸收严重不足，后者的资金投入只有前者的大约1／12。以至于许多行业表面上看起来热火朝天，实际上已经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陷阱。”
实践一再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我们只有掌握了自主的开发能力，才会在国际竞争中有自己的话语权，才不会受制于人。如果没有自主开发，即使在引进技术的时候，往往也是处在被动的地位。以程控交换机为例，20年前刚开始从法国、比利时引进时每线是480美元，当我们自主研发成功后，价格迅速下降，到最后已经是每线1美元。
自主创新体现国家意志
参加中长期规划讨论的许多专家表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关系中国科技未来发展方向的原则问题不能动摇。
科技部权威人士更是明确指出，自主创新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它是国家破解结构不合理和增长方式粗放等国民经济重大瓶颈难题的战略性考虑。这不但是科技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也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是破解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难题的战略安排。
据了解，在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编制过程中，多次召开专家、企业家和各方面的座谈会。广泛听取了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中科院、社科院等部门的意见，向500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来自600家企业的有关人员参加了规划工作。
温家宝总理先后7次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有关专题的汇报；国务委员陈至立多次听取科技部和规划办的工作汇报，主持召开有关的规划工作座谈会、参加相关的国际论坛。从今年6月初至今，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召开3次会议，专门研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部署加快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有关工作。在《纲要（草案）》起草工作经历了前期准备、框架设计、任务凝练与政策梳理、草案形成和征求意见等五个阶段，先后12次修改后，8月份又将《规划纲要（草案）》发送到124个地方和部门征求意见，各省和各部门陆续回复修改意见500多条。
规划办主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此解释说：“当前正在进行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是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高度对国家科技发展重点和力量布局的顶层设计。”他说，《纲要》主要是政府行为，要体现国家意志，而不是无所不有的汇总。战略研究时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能把所有要搞的事情做完，有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
徐冠华认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就是一个经过充分交换意见、统一各方面认识的过程。他说：“最核心的就是统一认识，重大目标和专项都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些差异相当大，矛盾相当突出，最后统一了思想，统一了科技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对今后15年的科技发展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纲要是个可以执行的纲要。”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徐冠华强调指出，中国的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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