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1月27日《新京报》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一位姓吕的警察，因妻子患了重病无钱医治，他想卖肾为妻筹钱治病。谈起自己为何出此下策时，他说因为警察的身份不敢向社会求助。
对这位深爱自己妻子的年轻警察来说，身份竟然成了他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不向社会求助的原因我分析也许有两个：一是因为警察身份负载着某种超越个人利害的东西；二是担心没几个人相信警察真穷。
一个家乡遭水灾的农民，他可能会比较坦然地进城乞求别人帮助；而一个家庭遭灾的国家公务员，恐怕很难开口去求别人。这个原因很多，一是因为农民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相当程度上处于弱势，他们没什么身份自豪感，因此也不会带来一些道德附加品，穷困就穷困，没什么不能跟人说的。
公众也容易给予理解和资助。而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公务员在社会成员里面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他们如果穷困，可能没有农民那样容易被人理解。看来他们的身份承载着超过简单职业的其他要求。
前不久安徽省一位县公安局长卖屋举债为母亲妻子治病，上级为他特批了2万元困难补助，竟然成为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舆论质疑：县公安局长何以这样穷？而重庆女大学生陈易欲“卖身救母”获得公众资助，后来引起信任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她没有提到母亲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如果网友知道她母亲的职业，还会像一个农民或工人那样引起别人的同情？
这三件事说明，哪个职业里面也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同样，哪个职业中也都有富人，无非是比例大小不一而已。警察、检察官也可能穷困———这个简单的道理却成为新闻，成为奇谈，说明警察、检察官只能富不能穷必然有其社会心理基础，穷警察们受了池鱼之殃。
局长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吕姓警察不敢公开向社会救援，他又担心什么？无非是我们一向认为警察是不畏艰险帮助别人的硬汉，好像他们是不能以弱者面貌出现的超人。出了一个乞求别人资助钱财的警察，便影响了光辉的形象。
民间的许多百姓不相信警察真的穷困，而身份要求又让警察不能随便说穷。罢了，吕姓警察只有想出卖肾救妻这一招。
其实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包括警察在内的公务员，和别的职业一样，干这活首先是为了养家糊口，只是有着不太一样的职业道德，比如医生对病人负责是最大的职业道德，而警察对法律负责则是最大的职业道德。其他没什么不一样，他们陷入困境时同样需要救济，也同样需要维护自身的权益。可是，正统的身份要求使这类人正常的诉求成为奢侈。比如说现在老板让民工节假日加班，民工还可以援引劳动法要求给加班费。而一个政府机关里的公务员，上司让他加班，不给加班费他们也不敢要，只能“奉献”。
孔乙己穷困潦倒之极，依然要穿着破长衫喝酒，不愿意和短衣帮聚在一起。我们多看到的是孔乙己的迂腐穷酸，但他这种心理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读书人好歹是个“士”，哪怕没有功名。
他要是脱下长衫，和短衣帮在一起喝酒，就不是读书人了。因此他不仅为自己，也在不自觉地为所有的“士”维护一种心理优势。
吕姓警察同样也在为整个警察集体维护一些不尽合时宜的东西，为此承受着个人难以承受的身份之重。
十年砍柴（北京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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