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李珺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
门客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聂政、荆轲式刺客，侯嬴、朱亥式侠义客，吴起、庞涓式客将），也不是文士（毛遂、苏秦、张仪之类辩士，荀子等“不治而议论”即专事讲学的“稷下先生”），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李珺平的“门客”概念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的本相。孔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讥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舞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两个枭雄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熟谙社会隐规则，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主张“良知政治”的当代政治家哈维尔说得透辟：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在专制社会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也有反叛之心。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的大太监赵高，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余英时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孔门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概念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李珺平将“势”与“道”的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们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是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这些门客们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而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逐谏客书》，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客卿客将）对于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才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有颜斶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们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而为智伯谋杀赵襄子，并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面孔。燕王为招贤而筑黄金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引得千载之后的陈子昂怆然而涕下；你看刘邦这个无赖出身的主子，与项羽争天下时筑坛拜将，对韩信这样的客将是多么“恭敬”！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们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能够“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哪一套。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订朝仪而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并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嬴，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象。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时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特征。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
（陆亚摘自《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6期，鄢烈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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