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关头，村妇上书求助总理

　　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黎小菊感到孤立无助，她经常在恐惧、无望中与丈夫泪眼相对，于是，她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敬爱的吴阿姨，我家现在生活没问题，就是孩子还小，为了我留恋的家和孩子，请您一定救救我。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党、只有您才能挽救我用生命建立起来的家庭”。

　　相约见面热情握手11月25日，一个阳光黯淡、寒风凛冽的初冬上午。

　　为了不影响她的正常生活，不让村里其他人发觉，我们与她相约在离村10里的庄稼地里见面。说好我们9时从县城出发，因为山路崎岖狭窄，颠簸了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位曾给吴仪副总理写过信的女人———黎小菊，和她一起来的是她的丈夫。

　　这个39岁、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村妇，在我们见到她的那天，一大早她还在为村上义务拉水。我们的车刚刚停下，黎小菊就跑下田垄，迎了上来。垄上风大，把她的脸吹得通红，握手时我们看到：她的手掌宽大，红润的手掌上皴裂起皱、“沟壑纵横”。

　　没有想象中的冷漠和隔阂，她热情地拉着我们的手，不住地说：“冷不冷？别把你们给冻着了。”卖血往事不堪回首说起为什么要去卖血，她叹了口气说，“我掌柜（丈夫）家情况不好，我嫁给他时连一间房都没有。我们借住的一间屋子到了冬天地面就裂了，墙上都被冻出大缝。就这样到了1989年，我们的老三出生后，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加上孩子生下来就瘦弱，3岁时连路都不会走，去医院检查查出贫血。

　　想着娃受的罪，我就想卖血补贴家用。”黎小菊的回忆将我们带回了1992年，那时他们村有人已经开始偷偷卖血。她打听到村上常去卖血的人往往天不亮就走向中心血站。

　　于是从凌晨2时就抱着小三儿，背着馍馍、带点面在村口的路上等，可那些人见了她生怕生意被抢，说什么也不带她。

　　后来，她干脆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这些人终于接纳了她。

　　50多里的路，走到血站已经是早上7时了。

　　“先抽了一管血，说是要化验，合格才能卖。”这化验结果一等就要等一天，无奈之下黎小菊只好花2元钱，抱着孩子在血站附近的简易旅店住下，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通常要住七八个卖血者。有一次，这小屋的顶棚塌了把孩子压在下面，所幸刨出来的孩子只受了皮肉伤。

　　说起孩子，黎小菊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

　　“怎么没想着让孩子爸去卖血？”“我个儿比他大，而且他心脏也不好。”“卖一次血能挣多少钱？”“卖一次500ｍｌ的血给50块钱，1块钱吃了面包（当时血站强行卖给卖血者的营养品），如果坐车的话，车费是3块（为了省钱，除了特别远的很少有人坐车，都是走着去的），另外吃饭也要花钱，我通常都是自己带着馍馍，跟店家要一碗热浆水就着吃，连饭钱也省了。所以我一次能挣49块钱，有的人可能一次连吃带喝加上坐车连40块钱都落不了。”“你一般多长时间卖一次血？”“血站有规定，一个月最多3次，可是如果有关系可以‘走后门’，一个星期卖一次。我是偷偷送给他们一篮子鸡蛋后才被允许一个星期卖一次的。”“这么频繁卖血，身体受得了吗？”“我们农村人身体好，再说他们只要上面那层黄的（血浆），下面的红血又给我还回来了，卖一次就能挣49块钱，我觉得很划算！孩子爸那时出去给人打工一天还挣不了2块钱呢。”后来，记者在当地疾控部门得知，当时血站采血采用“单采血浆”的办法，为了获取大量的血浆，从卖血者身上抽出全血后，经过离心机离心，血浆和红细胞就分离了，血站提取到血浆后，再把剩余的红细胞回输到卖血者身上。

　　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就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血后，会有错觉，觉着血也回来了，钱也挣了，是个不伤身体的赚钱门道。可往往是离心机在离心血液的过程中，会将不同卖血者的血液混合，在回输血液时就会造成血液交叉感染。

　　生死关头求助总理卖了5年血后，黎小菊搬出了借住的房子，又贷款400元，为自己家搭起了两间土房，这时血站已经关门了，她也结束了卖血的营生。

　　2003年，全县主动开展对以有偿供血人员为主的高危人群艾滋病筛查工作。

　　经过筛查，黎小菊被告之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她惊呆了，猛然昏了过去。恐惧、无望的她与丈夫泪眼相对却无计可施。

　　辗转了8个月后，她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敬爱的吴阿姨，我家现在生活没问题，就是孩子还小，为了我留恋的家和孩子，请您一定救救我。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党、只有您才能挽救我用生命建立起来的家庭”。后来卫生部将这封信转到了县卫生局，并要求局里“酌情处理”。随后，疾控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干多次上门帮助她，并积极为她争取捐助、贷款。

　　最怕别人知道病情2004年12月，县财政为她发放了1200元的生活补助，利用这笔资金，夫妻俩买了两头小牛犊。喂了大约半年后转手卖掉挣了500元，现在两人又养了6头牛犊，一年可获纯收入3600余元。

　　现在两口子又计划着种些高酸度苹果。

　　日子渐渐走上了正轨，可黎小菊的心里还是不住地打鼓，她怕哪天村里人要是知道了她的病，那该怎么办？她又向我讲起一件小事，“前两天感冒了，去卫生院瞧病，远远瞅见一个亲戚往这边走，吓得我一头扎进房子里一小时没敢出来。”“我现在最怕的事情就是别人知道我的病，一旦知道了我们就没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三个孩子，年龄较大的姑娘和儿子都到兰州去打工了，最小的儿子在职校上学。孩子们年龄小，不放他们出去吧，怕他们在身边有危险，放他们出去又担心他们学坏，受别人欺负！”县上的疾控专干成大夫告诉我们，黎小菊送给自己一双亲手制作的绣花鞋垫。当我问起黎这事时，她轻轻一笑，“人要讲良心，你们对我好，我也没什么好送的。你们几时还来，到时我再送你们鞋垫……”本报记者张凡赵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