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的《新京报》，对耄耋之年出掌人大国学院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进行了专访。当媒体记者问及国学院培养的人，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时，冯老答称：“国家必须得有一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不管大学还是研究机构……”对此我很赞同；但是当又问“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国学院主要是为了培养研究型人才？”冯老对曰：“……实干的也要有。要培养他们的实际能力。有了这些实际能力，你将来做什么都可以。”——这却是不由不令人腹诽。

　　社会上曾有种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是偏颇之辞；难道而今变成了“学好国学，走遍天下都不怕”？现代社会，是分工日益细密的社会，纵然国学内容包罗万象，且都能致用，但国学终究也只是特定之学，又从何而谈学了它就“将来做什么都可以”呢？纵然我们有着“学以致用”的文化传统，为国学重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也素来讲究“知行合一”，但尤其正如青年学者李万刚所说：现代社会舞台由民主自由的法制政制与高科技一同搭建，难道还能指望赖国学以“为万世开太平”、“治国平天下”？这不是庶几近于刻舟求剑？

　　这倒令我想起了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可称是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曾有名言：国学研究，首先“学以求真，不在致用”，次之才“用在济民”。但是当年（西学至上、国学被全盘否定之际），又何以和黄侃等先生扯起了“文化继承派”（“国粹派”）大旗了呢？章氏有云：“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姓”——其所着眼者，乃是学术之研究、文化之传承，人才之培养，乃至民族化国民精神的塑造！

　　而今正如冯老出掌人大国学院的担忧——“不怕没有人，就怕请不到好的老师”——这就涉及到建国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历史因素导致的国学研究人才断层，也正可为章氏的远见佐证了。所以对此断层，再倡国学，首先应重的也当是对国学的研究、整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发扬），培养人才。而这就要求：基点是必须对于国学有一客观、清醒的认识，尤其要认识到其局限所在，而并不应过分夸大国学的作用！

　　正如报道所称，冯老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所当年由古文大家唐文治先生主持，钱钟书先生父亲钱基博曾任教务主任，与清华国学院齐名的国学研究重镇，曾经培养出了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王蘧常等等，包括冯其庸先生在内为数不少的国学大家。但是这些大家的归宿又在哪里呢？学者谢泳先生曾写道：“……最后去向，基本上是在中国各大学里的中文和历史系……”但似乎也并未见出过什么“做什么都可以”的“万金油式”人物！而以史为鉴，从这些前贤的身上，我也大致看到了人大国学院学生主体，很有可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