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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作者回顾自己的成名经历
人物
梁小斌
1954年生，安徽人，诗人，早期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朦胧诗代表诗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出《断裂》、《园丁叙事诗》等。著有诗集《少女军鼓队》、思想笔记《独自成俑》、《地主研究》、《梁小斌如是说》等。 称自己跟朦胧诗派没什么关系的梁小斌，现在更喜欢写随笔。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邮资总付”阻碍了成名
我从初中开始就会写诗，写了很多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诗，诸如“公社老大爷拍着拖拉机的油箱，他说小伙子真棒，老大爷是对我的夸奖还是对拖拉机的赞扬？我在幸福地畅想。”
下乡回来之后，我被分配到合肥制药厂当工人。我每天只上三、四个小时的班，就是把走廊的地拖一下，然后就早退。有的工人也想效仿我，工会主席骂他说：“你又不写诗，你走那么早干吗？”
有一天，工会给大家发了几个西瓜，我抗着西瓜沿着郊区小路走啊走啊，猛然想到我应该有一把金灿灿的钥匙。我们小时候也能看到《宝葫芦的秘密》那种童话，所以总希望获得神奇的力量。而且，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都是说人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只有获得神奇力量之后才能走得很远。那种让你坚信的东西，才能成为手上“金灿灿的钥匙”。而当时猛然感到力量的丢失，以前学习的一下子没用了，你在学校的学习、你当过红卫兵、你下乡过……你的经历对你一点用都没有，你一无所有，还得从零开始。
想到“钥匙”这个意象后，我把西瓜扔到水田里，跑回家写出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但没有向外投稿。我在往外投稿时遇到了巨大的障碍。那时还是“邮资总付”
的年代，每个作家给刊物写文学稿件的时候都不需要贴邮票，但营业员要看看你写的到底是什么。
营业员拆开看过之后，又望我一眼。这对我来说是阻碍自己成名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我基本上没有勇气把自己写好的诗投递出去。要不是这个障碍，我早一两年就出名了。
与“最伟大的人”进行“最伟大的对话”
当年有个著名的50年代作家公刘，他是电影剧本《阿诗玛》的作者，在右派改正之后到安徽文联工作。我给他写信说：“你的诗我全都会背诵，我一定要见到你。”
当时是夏天，我怀揣着几十首诗稿就去了，胆战心惊得像个小学生。我们那时候看待作家就好像看待神像一样。我记得公刘先生穿着一件洁白干净的衬衫，书房里收拾得非常整洁，四处放着全国各地的杂志，我觉得他好像把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都囊括在家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渊博的作家。谈话间，他的女儿进屋子里来拿东西，也是轻手轻脚，这种气氛，让我觉得我好像在跟一个最伟大的人进行最伟大的对话。
其实我顶多在那儿待了半个小时。我进他家之后，非常木讷，也不知道跟他握手。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问：“诗带来了吗？”我看着他急速地翻看我的诗稿，第一次体会到一个著名作家那种一目十行的本领，心里十分佩服。他也会在我的一些章节上稍作停留，我的心就会怦怦直跳。
看完之后，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才松了一口气。他说：“你还能写。”不过，他主要还是教诲我：“心中要有小我，还要有大我。”我第一次亲耳聆听这种教诲，第一次体会到我有一个小的和一个大的，朦胧地懂得一点，但是那时吓得只敢说是，哪敢说不？
最后，他说我给你推荐推荐。我从他家一出来，只觉阳光灿烂，风儿凉爽地吹拂到身上，我心想：“从今天开始，我成为一个诗人了！”
公刘只推荐过两个作家，一个是顾城，一个是梁小斌。他把我的诗稿都寄给了《诗刊》的邵燕祥。拨乱反正之后，中国文坛上却没有出现与时代相匹配的诗歌，《诗刊》无疑会感到任务紧迫。我后来才知道，当年的《诗刊》编辑部走廊里有几十个麻袋的诗稿，堆得像粮食仓库一样。
天空怎么会不是蓝的？
1979年10月，《诗刊》在虎坊桥召开了第一届青春诗会，开会通知邮寄到我们厂的厂长那儿，然后转给了车间主任。主任说：“梁小斌，这下你行了！”我正在扫地，看到那封信就把扫帚一扔，工作服脱下来往柜子里一塞，也忘了锁。主任说：“你赶快到财务科去领路费。”去领路费的时候，财务科的人说：“嗨，没想到我们厂还出了个人才。”那时，心里虽然很高兴但也得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免得他们要我买糖。
《诗刊》组织17个文坛新秀去学习一个月。我第一次见到那些诗友，舒婷一看就是一名来自南国的女子，顾城个子不高，背着书包，笑吟吟地，他的书包里装着好多诗稿，风一吹，稿子被吹得满院子到处乱跑。我到了北京才第一次读到《回答》，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写这样的诗歌，肯定马上就淹没在大海里了，但是在当时看到“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时，我的心里受到强烈的震撼。
《诗刊》请来了很多著名作家给我们讲课，譬如流沙河、艾青等人，可以说艾青对于我的诗歌启蒙具有绝对性的影响。开会间隙，当时担任《诗刊》编辑的王燕生对我说：“我偷偷向你透露一个消息，编委会决定，你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在10月将作为头版头条发表。”但当天晚上吃饭时，全部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我还跟他们说：“你们要保密哦！”
后来，王燕生又跟我说：“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少女军鼓队》将发表在1980年1月的头版头条。”
但是，1980年并没有如期登载。因为我后来在《福建文艺》上发表了“西瓜籽的诗”，我说西瓜籽从这个人的嘴里吐出，从那个人的嘴里吃进，我不爱吃这肮脏玩意儿。《诗刊》的领导看到之后认为我是跟某某派站在一队的，我才第一次真的体会到，人是按照队伍来排的，站在哪个诗歌线上可能比诗歌本身还重要，当年我还不懂，当然现在我也不懂。
哪有诗人还要去上班的？
我对八十年代的记忆，实际上是我对前辈的记忆。
我感到台上给我们开会的那些著名作家好像是从彩云深处飞到人民大会堂的，开完会又要飞回去。他们到民间参观窝窝头，要我进行表达，我很难堪。因为我又不是从彩云深处飞来的，要我也尝尝，我觉得我没有资格。
开完会之后，各地的诗友多了起来，我到处转悠了不少地方。回来之后，父亲说：“厂里通知你去上班，说你超假了。”我不想去上班，哪有诗人还要去上班的？我没有听说过。又待了三个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工会主席亲自把除名通知送到我家里：“梁小斌同志请假超期，屡经教育拒不悔改，根据规定给予除名，特此通知家长及本人。”
主席说你赶紧去领你没有领完的工资。我想总算画上句号了，再也不会有人找我去上班了。但我的父亲是个老干部，他极力想挽回这件事，就跟主席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管不住梁小斌，自从到北京领了奖，受到领导的接见以后，他就更加无法无天了。”主席听这话吃了一惊，说我回去把你的情况再反映一下，你至少该写个检讨。我说算了，送他出门：“本来应该我自己去拿的，还劳烦你跑一趟！”
那个时候厂里发给我的工资是30多元一个月，我写一首诗的稿费是50元，每个月我能写10首左右。
我从制药厂失业之后，一天晚上，我的夫人说：“半夜睡不着，我开灯看看一个没有工作的怪物。”那时，没工作的人被看成是怪物。夫人和我探讨人生最大幸福是什么？她说是“吃零食看电视，说同事坏话，好痛快！”我加上一句：“我还添油加醋地在旁边附和！”不讲别人的坏话怎么能叫幸福呢？我们讲谁好，大多数时候都是出于经验讲两句，只有在讲人坏话的时候，人的全部想象力，智慧才都苏醒过来。
我讨好她，也是为了把她的气消掉，那样我就可以溜掉了，在全国荡来荡去地会诗友。后来我没怎么写诗了，因为我没有积极发表我的作品，也没有杂志积极推荐我的作品。后面的诗人一拨一拨地出现，他们对前期的诗人提出质疑，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作品仍然是很重要的，比如《断裂》、《园丁叙事诗》。有后期诗人悄悄地研究我的东西，他们嘴上不说，但我是知道的。
我认为我不属于朦胧诗派，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个人交往上，我都跟他们没有多少关系。
记者手记
“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交谈中，梁小斌会不断停下来，质疑我，“你若能把我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分析出来，你的采访能力将大大提高。”
按照梁小斌的说法，有一些问题他已经回答过无数遍。但是当我再次去问时，他还是会别过脸去皱起眉头，百般地沉吟、遣词凿句，一再地否定与自省。说着说着，又会陷入失望与迟疑：“你没有理解我所说的。
我说的话只是表面，你要去挖掘它的深层含义。“
他谈到自己早期的诗歌时，也会哈哈大笑，然后反问我：“你知道其他诗人的第一首诗是怎样的吗？很多作家并不会谈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他们只会谈自己的成名作。你认为，写出这种学习的过程对于展现一个作家是好还是不好呢？”
他还会掂量着自己的话，评估他所说的好不好笑。“很多作家都没有自嘲的精神，他们拔高自己。我为什么要讲自己的那些经历？我是为了反讽他们，他们装模作样。”再三地提醒我：“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表达呢？你要学会听一个人的弦外之音。”
对于八十年代，他的看法是：八十年代的作家顶多就是率先学习了西方新鲜思想，如此而已。到现在，学习课堂完全畅开时，八十年代作家的意义就完全消失。八十年代作家要清醒地自我反省，不要把自己的价值提到多么神圣的地位。
“中国的人文思想是简单庸俗进化论，总是由父辈来承担坏的角色，这是不公道的。一般读者不会知道我的意思，但是一些擅长写父辈的作家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中国人文思想没有这么肤浅和狭隘吧？”“就有这么肤浅和狭隘，认为坏人全部在前，好人全部在后。”
口述：梁小斌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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