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这是一项“中国之最”：一位老人在哈尔滨某医院住院66天，住院费用139.7万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但这并没能挽回老人的生命。据报道，出于对巨额费用的不解，患者家属先后写了100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11月下旬，中纪委、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卫生部监察局联手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对此事进行调查。

　　当有关医改的讨论正在因卫生部对于新方案连番表态而变得更加令人瞩目之时，由中央最高纪律检查机构的中纪委牵头的调查组进入哈尔滨的脚步声，显得意味深长。我不愿意看到，中纪委调查组只是奔着那一项“中国之最”的天价医疗费而来，我们希望听到的是，他们的脚步声能够与中国医改的脚步和鸣共振。换言之，我们对于“中纪委介入调查”的期待，恰恰是我们对于医改的期待的一部分。

　　极端之事自然需要有极端处理之法。但极端并不总是特例，而只是普遍之后的一种极致，因此我们需要藉中纪委调查组对于哈尔滨天价医疗费这一样本的剖析，来看清中国医改20多年以来医疗卫生行业对于公众的盘剥。我们虽然都知道盘剥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大的数目。但毫无疑问的是，相对于那样一个数字，550万其实是很少的。同时，也就像卫生部所说的不争论一样，我们也并不是非得藉此去印证医改是否成功，但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我们的钱是通过一种怎样合理的方式，转移到医疗行业里去的，而我们竟无能置一词？

　　是的，除了医疗对于公众的盘剥，在与医疗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患者是否有话语权，看来已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通常说的医患信息不对称，也就在于此。以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为例，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天价”得离谱，如果不是患者家属先后写了100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如果不是引起了公共媒体的关注，则很可能不会吸引中纪委调查组的关注，那么，这样一起事件便会以现有体制下“体内”处理的方式，即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来解决。而这种解决方式存在的弊端，已是人所共知。因此一些医疗体制相对完备的国家，通常由一个第三方的、中立而且权威的部门来处置医疗纠纷，而无需动用像中纪委这样的权力资源。

　　越大的权力资源越不可轻用，一旦动用，则必然有其非常之义，或对社会有非常之推动力，这是权力运行的一种常识。因此，对此番中纪委调查组选择在这一时机适时奔赴哈尔滨之举，我们显然不满足于一个个体的公道，因此，能否给出过去医改20年来的一个整体解构，能否总结出一些可资借鉴的教训，能否给出一个可以防止类似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中纪委调查组此行所承载的巨大期待。也正因如此，中纪委调查组对于哈尔滨事件的介入，应能对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与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