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都有一个缺陷，即分配与生产脱节，不考虑怎样使分配产生更多的有效需求，来支持经济增长。

　　在构成国民经济总需求的投资、出口与消费三大需求中，消费是总需求的主体。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消费对经济增长没有发挥主体性作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的投资率一般都高于消费率。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仍然带有很强的政府主导型特征，投资拉动型的特征很明显。同时，近几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在急速上升。相比之下消费却增长缓慢。

　　消费没有发挥主体性作用，是因为半数以上的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我们要分析的主要是居民消费，因为这是消费的主体。在影响居民消费的消费习惯、消费心理、消费环境、社会环境和消费能力诸因素中，就当前的中国社会看，消费能力是关键。而居民消费能力是由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居民收入处于低水平，且增长缓慢。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经济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GDP的增长相比，居民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据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2004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936元，合美元355元，即农村人均每天不到1美元，即使考虑到汇率可能低估、购买力评价等因素，也不会高出1美元很多，而1美元是国际上公认的贫困线标准。

　　大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低与分配政策的指导思想紧密相关。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条件下，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却游离于平均每天1美元这一国际公认的贫困标准上下。借用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即我国20%的人群占有80%的社会财富。对这一社会现象，人们普遍只停留于分配不公这个层面。实际上，这个状况还是消费需求长期上不去、制约我国内需、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弹性系数大大高于占人数少部分的高收入群体，他们是等着、急着消费，而没有钱供他们消费。更深层次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政策，没有考虑怎样使分配有利于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扩大，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分配办法与经济增长脱节了。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与效率优先是初分配环节的分配原则，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孤立地考虑各生产要素在它们各自所在的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依各自所作的贡献进行分配，进行激励，而不考虑这种个别的分散的分配的总的效果对社会总的消费需求，对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在资本作为稀缺要素，劳动力处于买方市场的状况下，我国初分配环节的劳资分配根本就谈不上公平。只要想一下我们引为优势而其中饱含打工仔辛酸的廉价劳动力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而兼顾公平主要体现在再分配环节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帮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这一原则同样不考虑如何有利于扩大内需、如何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只是一种扶贫帮困，最多是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的思路。

　　从本质上讲，分配与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脱节、不考虑宏观经济增长，是市场经济的缺陷。但是，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在中央的领导下，通过宏观调节，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使我们的分配实现有利于扩大社会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越来越重视民生，强调以人为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免除农业税、加大农民工工资追缴力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低保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减免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加大助学贷款力度，以及最近出台的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等政策和举措都将对提高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今年前三季度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多年来首次高于城镇居民。最近，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温家宝总理在规划建议有关人民生活水平的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有关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关系的说明中指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内储蓄率比较高，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也有可能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推动发展”。

　　中央的这些精神和上面所列举的社会运行中的一些新气象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有利于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分配原则及其方式一定会越来越彰显出来。（作者系长沙市政协办公厅助理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