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岁的离休干部翁文辉生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简称ICU病房）住院两个多月，竟然花去医药费数百万元。这是什么样的治疗？那么多钱又是如何被迅速“吞噬”的？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亲历者———患者翁文辉的大儿子翁强日前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为回应我的质疑，哈医大二院曾组成调查组，对我父亲的每日费用清单以及医嘱单等进行核对，并出具《关于患者翁文辉在我院住院期间的初步调查》，对药品、化验和手术材料费等收费情况作了说明。

　　在这份《初步调查》中，我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多收费。“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医嘱合计2119（次）、化验报告单为1902（次），收费汇总单却成了2030（次）。“2030－1902＝128（次）”，也就是说，医院多收了128（次）。其中在肾功能化验中，医嘱为156（次），化验报告单为144（次），收费汇总单为228（次），“228－144＝84（次）”，即多收了84次，但医院在“备注”一栏里只承认多收了3（次）；而在关于化验的说明中，医院又解释说“检查科一份报告中含有多个检验项目，如肾功能，收费总次数是27次乘以4（项目）＝108（次），但报告只有27份”。前后自相矛盾。

　　二、乱收费。在“血库项目（明细表）”中，RH血型鉴定、血小板交叉配合实验等11个项目，既没有医嘱，也没有化验报告单，却被收费895（次）。同时在“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异常白细胞形态、异常红细胞形态等5个项目，也没有医嘱和化验报告单，被收费18（次）。

　　三、重复检查。我父亲住院期间被收费化验2925次，平均一天44次。他老人家没有糖尿病，可是血糖化验（收费）达565次，平均一天近9次。

　　重复检查、过度治疗在我父亲身上，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初步调查》承认的2925次收费化验中，医嘱与化验报告单、收费汇总单全部相符的只有35份。《初步调查》还显示，医院给我父亲在48小时内做了43次血气分析，并解释说“存在这种情况，因每一小时做一次，48小时43次正常”。

　　另外，收费账单显示，6月3日，医院给我父亲做痰培养54次，一张化验报告单的结论是“有菌”，其他53张为“未查获真（细）菌”。7月5日～8月4日，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给我父亲输入各种液体1吨多。输入液体总量最多的7月13日，一天将近170公斤，相当于一名正常成年男性体重的两倍。

　　一小时做一次血析，整整持续了两天，谁能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啊！医院竟然说是正常，这不是拿人的性命开玩笑吗？一天24小时，怎么做得过来54次痰培养？而且结论不一样，我到底应该相信哪个？天天输那么多液体，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受得了如此狂灌吗？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触目惊心的事实呢？要是我跟医院细抠，每天的收费单和医嘱都对不上，天天在花冤枉钱。不管是交5万元，还是10万元，甚至25万元，总是一两天之内就被通知钱已用光。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有三件：一是我花费几百万元给父亲外购药品存进ICU病房，多数不翼而飞。发现问题后，我买药都买两份，买一份怕父亲用不上。我父亲的主治医师王雪原证实，他接手我家自备药品10多种，但这些药品的去向十分可疑。一次，其他患者出现真菌感染，医院没有“克赛斯”这种药，ICU病房主任于玲范让王雪原把我父亲的药给那个患者用。还有一次，我发现一种药品没给我父亲用，就质问于玲范，于玲范说借给其他科室了。我跑去一问，那个科室的人说，早把药钱给了于玲范。

　　二是医院从上到下串通一气，弄虚作假。我办理出院结账时，医院分别于8月12日和8月15日打印了同一份“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在血液收费栏中，一张单子上列有“血费”、“冰冻血浆”、“红细胞”、“浓缩血小板（冰冻）＋浓缩血小板（新鲜）”四项，收费分别为12972元、600元、6900元和1725元，总计22197元；而另一张单子只列了“冰冻血浆”、“红细胞”、“浓缩血小板（冰冻）＋浓缩血小板（新鲜）”三项，收费分别为600元、6900元和1725元，总计也是22197元。同一份“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不同时间打印出两个版本，而且在项目缺失的情况下，收费总额竟然相同，明摆着是伪造的。

　　我现在手里掌握着30多张医院收费账单，上面加盖的收费公章大概有10种。这些公章形状不一，有圆形的、方形的、菱形的；名称也五花八门，分别为“登记专用章”、“住院处现金收讫”、“预交金收款”、“预交金专款”、“预交金收讫”等。哪家医院有这么多公章啊？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三是医院给患者用了不该用的药。进口药品“珍怡”的使用禁忌症清清楚楚地标明：“有肿瘤进展症状的患者和严重全身感染等危重病人在机体急性休克期内禁用。”我父亲的主治医师王雪原在一份证言材料中证实，从6月1日起，医院给我父亲用了“珍怡”。曾有专家警告说，“珍怡”是生长激素会刺激肿瘤增生，应该立即停用。王雪原向ICU病房主任于玲范请示，于玲范坚持继续给用。于玲范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外国药厂推销药品，从而达到出国旅游的目的。在我父亲抢救期间，于玲范接受药厂邀请出国数天。科里很多人看到了她在菲律宾“晒太阳”的照片。

　　我父亲患的是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是我硬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的。我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责任编辑：di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