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大国关系调整是个老话题了。2005年，大国关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6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国际形势相对平静的2005年，大国关系互动堪称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你认为其主要标志是什么？

　　刘江永：首先，各大力量都企图努力提升本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彼此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相互交织。围绕联合国改革，特别是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四国集团”争取“入常”问题，各方交锋空前激烈，最终因美国及其他国家反对，“四国集团”未能如愿。

　　其次，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中美热”与“中日冷”并存的局面。一年来，美国更加重视同中国的关系，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纷纷访华。布什政府从美国战略利益出发，表示反对“台独”。另一方面，美日“2＋2”部长级安全磋商会议联合声明，又把台湾问题列入美日两国的所谓“共同战略目标”，表明美日企图联合主宰台海局势的图谋。在安全领域，来自日本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似乎比美国的调门还要高。小泉纯一郎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高层交往继续中断，甚至连多边外交场合的中日双边首脑会晤及外长会谈也难以举行。

　　第三，中国同俄、欧、印关系继续增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在安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欧高层互访频繁，战略对话机制启动，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中印则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面向和平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记者：一年来，大国关系互动的主要动力，来自共同利益的增加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入发展。是否可以说，对大国关系调整变化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因素和中国因素？

　　刘江永：这两个因素的确十分突出。从美国因素来说，一年来，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年初宣誓就职的美国新一届政府遇到国内外更加强烈的反战浪潮冲击，美国的单边主义受到多种制约，不能不有所收敛。在欧洲，美国把修复因伊拉克战争而受损的美欧关系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东亚，美国企图进一步利用日本，但双方在驻日美军基地调整问题上的矛盾突出。在朝核问题上，美国的策略转趋灵活，重视六方会谈的作用，特别是与中国的协调合作。同时，美国在前苏联地区推行所谓“颜色革命”，与印度签署为期10年的军事合作协议及民用核能解禁协议等，加剧了美俄地缘战略争夺。

　　中国因素格外抢眼。在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令世界叹服。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升空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商品、企业、人员走出去，在世界市场上深深打上“中国制造”的烙印。正当一些人用怀疑的目光猜测中国崛起后的战略走向时，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描绘了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蓝图，响亮地提出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大得世界之人心，“中国机遇论”明显压倒了“中国威胁论”。

　　记者：观察家对当今世界是“一极”还是“多极”的问题说法不一。在你看来，今年的大国关系互动与多极化趋势有什么关联？

　　刘江永：当今世界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格局与“一极多元”的世界格局同时并存的复杂结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多极化显然并不等于出现若干个能与美国相匹敌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中心，而且从现实的国际力量构成看，也不大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力量中心。从大国力量对比看，可以把目前的大国关系格局视为“一超多强”，但若从全球范围看，世界格局则不是“一超多强”，而是“一极多元”结构。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够强大，但联合起来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多极化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某些全球或地区性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也在增大，国际力量的构成出现“多元化”趋势。展望未来，多元力量的发展壮大将是多极化趋势的主要标志。

　　一年来，大国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出现新特点：其一是“一超”与“多强”之间以及“多强”之间没有出现全面对抗，彼此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其二，在国际关系中，以对立和制衡为本质特征的“极”的因素，更多地被以相互依存为主要特征的“元”的因素所取代。在“一极多元”的世界格局中，联合国及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在增大，大国关系复杂化、“伙伴化”趋势同时发展，大国之间不是“非敌即友”或“非友即敌”，而是既有竞争更有合作。其三，美国“一超”地位和安全利益受到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其他大国的崛起，而是来自非国家、非政府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这在客观上迫使美国必须与其他大国保持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

　　记者：今年中日、韩日关系发展遇到了不少障碍，出现这一情况是中日韩三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为什么多数大国都在良性互动，而在东北亚却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刘江永：有人用“回归正常化”来形容今年的大国关系互动，其实很难一概而论。例如，中日关系就处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影响中日首脑互访的直接原因是小泉纯一郎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根本原因则在于以日本政治右倾化为背景的小泉内阁对华政策的倒退。冷战结束后的10余年间，日本逐渐把中国视为自身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主要威胁，国内原来反对美化侵略历史、主张日中友好的党派受到严重压制与削弱，日本朝野均为保守政党所控制，自民党内右派势力在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支持下控制了日本的决策中枢。小泉赢得2005年9月的大选后，对外政策立场更加强硬。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基本完毕，企图通过实现日美军事一体化形成对华军事威慑能力，并通过修改宪法为日本扩军和海外用兵扫清障碍。日本的上述动向不仅恶化了中日关系，而且恶化了它同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

　　记者：今年的大国关系互动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将产生哪些影响？明年的基本走向是什么？

　　刘江永：一年来，大国关系互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但局部矛盾上升也引起世界的关注。现在的世界不和谐，主要是由于大国关系不和谐所造成的。要建设和谐世界，关键在于大国关系首先要和谐。“多元共存”、“多元和谐”而非多极对抗，将成为历史的大潮流。

　　2006年，美国同各大国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将在曲折中发展，中国领导人访美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巩固和加强；中欧、中俄经贸关系将取得更大进展；中国同印度将迎来“中印友好年”。在中国与各大国关系普遍加强良性互动的情况下，惟独中日关系还会由于日方的强硬与非理性而遇到新的挑战。对日本在大国互动的走向，应该加以关注。同时，期待日本政治家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使中日关系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