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业史上，2005年12月29日将是一个永远无法被模糊和忽略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立法机关以高票通过决议，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中国九亿多农民从此减去了一项负担。应该说，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时刻，这是一个可以被写入史册的决议。

　　取消农业税并不仅仅是农民的福音，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它至少有这样几个深刻的含义，首先，它象征着中国经济形态的根本嬗变，以农业为支撑的时代已经过去，工业经济开始成为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力，并且有能力对农业和农民做出“反哺”；其次，取消农业税又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国家开始意识到对农业进行补偿不仅能够造福于农民，也能增进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切实保障；此外，取消农业税也会深深触动中国农村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以征收“皇粮国税”为主体的基层政府工作必须转向为农民谋福利，相对于几百亿税负的取消，这一转变对于农民来说尤其重要，也更为艰巨。

　　后农业税时代，中国基层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无疑更加严峻。一方面，农民的增收和减负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减税，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劳动力质量、土地减少、政府效能不高等问题还将长期困扰农业的发展，如何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如何给农民带来更多的福利，就更加考验政治智慧和政府的决心。取消农业税之后，转移支付的力度将直接影响到乡镇政府的运作和农村工作的开展，虽然国家财力完全能够承担这一支付，但还必须以良性制度作为保障，否则“跑部钱进”的现象会愈演愈烈。另一个问题是，中西部地区县乡两级财政都背负着大量的债务，受不良政风的影响，这个赤字仍像滚雪团一样扩大，如果没有有效的化解措施，政府债务仍有可能变成农民的负担，事实上，在不少地区，农民负担抬头的现象屡有所见，而国家补贴被克扣的问题早就不是新闻。

　　后农业税时代，三农问题将由经济问题向公共政策问题转移。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农村和城市的断裂，更主要不是缘于税收的不公平，而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偏向。虽然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但他们承担着同样高昂的医疗、教育负担，与此同时，农民的各种社会保障却尽付阙如。几十年来，农业不仅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也为城市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农村的人才积累显得十分薄弱，而现行的教育政策却没有建立起“人才反哺”的机制。只有着眼于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公平安排，农村问题才能找到一个坚实的着陆点，那些根深蒂固的难题才有可能找到求解的途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农村地区的政府形态和运作方式也面临着考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服务功能的彰显在农村地区还是一个陌生话题。

　　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社会来说，摆脱对农业的深度依赖绝不是易事，取消农业税的决定由此显示出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念。在表达由衷敬意的同时，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应对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