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杨澜自1994年离开中央电视台赴美留学以后，又相继和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合作，主持了《杨澜视线》、《杨澜谈访录》、《天下女人》等节目。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主持人转变为独立电视制片人，从娱乐节目到高端访谈，再到探讨女性成长的大型脱口秀节目……每一次转型，都令人耳目一新。

　　2000年3月，杨澜和丈夫吴征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良记集团，并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杨澜任主席。自此，杨澜跨入商界。但杨澜未能料到，阳光卫视竟成了她事业上最大的挫折———短短3年间，阳光卫视累计亏损超过两亿港元。2003年6月，杨澜宣布将阳光卫视70%的股权卖给内地一家传媒集团。自此，杨澜退出了卫星电视的经营。

　　2005年7月，杨澜不算成功的5年商业之旅画上了句号。杨澜宣布：将她与吴征共同持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并在香港成立非盈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同时辞去了包括阳光媒体投资董事局主席在内的所有管理职务。

　　此举意味着，杨澜已从商场抽身而退，重回她所熟悉擅长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

　　杨澜参与公益事业由来已久，曾担任过国内各种大型慈善活动的形象大使。但不局限于此，在胡润今年4月制作的“2005年中国慈善家榜”上，她位列第四。

　　从文化界到商界，杨澜获得过的荣誉不少———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泛亚地区20位社会与文化领袖之一等等。

　　有人说，杨澜是这个转型时代的一个符号，是一个“大智慧”的“小女人”，是职业女性的完美典范。

　　杨澜说：“在各种角色不断转换过程中，我就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飞多高。做好主持人，就想做好制片人，做好制片人，就想做传媒公司。这还不够，还想做一个好母亲、好太太、好媳妇、好女儿。当这些都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身心会不堪重负。不但我个人如此，这也是这一代都市女性的困惑。”

　　而对什么样的女性最有魅力这个问题，杨澜的回答是：“懂得宽容的女性。”

　　在央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记者：《天下女人》年初开播以来，一直很受关注，当初为何要筹划这个节目？

　　杨澜：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从美国回来在凤凰台时，就一直有创办一个脱口秀节日的想法，但因为各种限制，就先从一对一的访谈节目开始了。当时叫《杨澜工作室》，2001年又开始做《杨澜访谈录》，后来才开始策划《天下女人》。

　　记者：你一直是崔永元欣赏的主持人，但他最近说，看到杨澜在《天下女人》宣传片中“跳摇摆舞”，简直难以接受。观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天下女人》里的杨澜确实变了？

　　杨澜：确实有人不能接受。其实《天下女人》中的杨澜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面，并不需要刻意去改变什么。

　　记者：你说过，在《天下女人》中传达“大女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种斤斤计较、哀哀怨怨的女性形象，这是你对自己的描述吗？

　　杨澜：女人就应该这样，永远不要把男人、周围环境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你要寻求内心的成长。大女人是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她不觉得自己的成长是男性、周围环境或者其他人应该为自己做的事儿，应该有自我负责的态度，好好把自己管理好。我希望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女人们的成长。

　　记者：当初离开央视，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吗？

　　杨澜：我还是很需要自己的。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连节目最后呈现出来的形态也没有把握。那时候就一心一意想做制片人，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完整的电视人，从策划到制作，都能体现自己的想法。再后来就想在更大的层面上下文，完成这种创作。

　　可能就是心里有想法，需要表达，想比较多地把握和控制自己表达的权利和能力吧。心里是有这样一条线的，也吃了一些苦头，也会被别人嘲笑，这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像原来的环境对我虽然有很大的约束，但也对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记者：一个女主持跨越“外在形象”这道坎是不是很难？

　　杨澜：外在形象永远是一个女主持人的重要部分。而且形象可能比千言万语来得更有说服力。当时，很多女主持不只是读稿子的人，没有主动去做个思考者，即使你做的是综艺节目，也应该是在不断地思考。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断地把情节向前推动。

　　现在很多主持人大赛，强调主持人的才艺，我觉得这除了对娱乐节目还有点儿意义外，对大多数节目，比如谈话、新闻节目，都毫无意义。

　　记者：自《实话实说》后，还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电视访谈节目。你说过，谈话节目你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白发满头。真的可以吗？

　　杨澜：谈话节目最大的瓶颈是谈什么、能谈多深，这个瓶颈大家不难理解。据我观察，在世界各地，谈话型节目都是属于“慢热型”，但是无论电视台、广告商，还是观众都要求节目火暴，再火暴，所以大家拼抢明星资源，特别是在话题方面遇到瓶颈时，大家都一窝蜂地去找明星，使得同质化程度越来越明显。

　　在这个前提下，既要做到收视率有保证，又要达到某种专业的水准，这个难度已经比《实话实说》刚推出时加大了。就是说，人们可以容忍一个节目成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没有经商的天分

　　记者：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是你目前为止的最大挑战吗？

　　杨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其实这个问题特别能说明我先生为何说我是个很固执的人。我自己很喜欢纪录片，电视虽是快餐文化，但在记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应该有它的功用。当时就是真心喜欢纪录片，所以开始做阳光卫视。

　　在先生的帮助下，融得了第一笔两个亿的启动资金。当时非常有信心，阳光卫视———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整个大中华区第一家。现在想起来，真是个理想化的头脑，结果一下子撞到现实的硬墙板上。我想要是别人会赶紧转型做别的，但我是那种死不回头的人，别人已经劝不动我了。

　　做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很难再融资了。其实那时候，我们真是应该转型了。可是我总觉得再坚持坚持就有希望。今天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先生。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先生还是支持我，我们俩又自己投资了一笔资金，继续做这件事。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个商业模型是很难成立的。

　　记者：2003年出售阳光卫视，是不是个很痛苦的决定？

　　杨澜：这种痛苦是双层的吧———一层是觉得愧对那些一开始投资这个项目的人，这种心理压力一直没有减轻过；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的否定。其实你尽管满怀热情，但这条路没有走通，也有一种灰心的感觉，觉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而且有时候用价值的判断标准代替了冷静的商业思考。

　　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好商人吗？

　　杨澜：我后来也在反思，杨澜到底是不是一个商人的料？我曾经说，我要做一个文化商人，因为觉得中国缺文化商人。我一点儿不轻看商人这个称呼，自己经商这些年来，对那些能够在各种多变的环境下取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满怀敬意。“重学轻商”的这种传统思想我一点儿没有，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商人。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懂商业的文化人，应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商业懂得了一些皮毛。但是我想，我这个人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文化上的，商业对我来说，需要了解它的规律，虽然这种了解有时候要付出高昂的学费———我就是没有经商的天分。

　　记者：回到文化领域，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杨澜：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自己是在回归。但是要在6年前告诉我，你的命就是这样的，我不会信的，因为我还没有试过。所以我在想，大概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会撞一回南墙吧，一次没撞过墙的人大概不会安心本分。但我想，年轻时连一点儿失败的勇气也没有，那人生也太平淡了。

　　记者：还会做纪录片？

　　杨澜：一定会。

　　记者：有人说，杨澜的魅力在于她的内在，这些年，你不断选择和尝试，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自己？

　　杨澜：反正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在我的影响下跳槽。不少电视圈的人对我说，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原来在某处做编导，做得挺好的，听到我故事后，就毅然到北京“北漂”，我说我成了鼓励人家跳槽的人了，这可能不太好。

　　我总是觉得，一个女性的魅力总是来自一种母性的物质，包容、关切、温情，这和她们是否生过孩子没有关系。她让人觉得可亲，她知道人生的缺憾、人性的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会去理解和同情。

　　（申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