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河南人。阎连科不时地强调这一点。

　　受《出版人》杂志之邀，我到某宾馆大堂的茶馆去采访阎连科。采访结束，我俩一块走出来，这个河南人执意要开车送我回家。

　　在采访过程中，我问起一本署名为“莫言、阎连科”的小说《良心作证》，为什么这本书的文字质量与他们其他作品相差甚远？他解释道，当年为了帮朋友的忙，写了个剧本，后来就把这剧本出成了书。这个河南人说，这样做很不好，对不起读者，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这次采访的由头，是岁末年初，他的长篇新作《丁村梦》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首印15万册，这个河南人一个劲地念叨，会不会印多了，卖不出去可不好。

　　《丁村梦》以河南艾滋村为主题，创作这部小说的缘由出于10年前，阎连科听他的同乡、民间防治艾滋病的高耀洁大夫讲述家乡农民卖血时的情形。

　　血头开着农用三轮，来到田间地头，唤来在地里耕作的农民：卖血吗？给现钱。

　　卖粮食只能拿到白条的农民马上被打动了。抽血就在现场，500cc，抽完就给钱，少的给40元，多的给120元。

　　刚刚失去500cc鲜血的农民感觉有些头晕，担心自己走不回家。血头就把农民的头冲下抱起来，摇一摇，晃一晃，像粮食口袋一样蹾一蹾，然后放下———这个动作被称为“倒倒血”。农民感觉好些了，就继续下地劳动，然后回家。

　　“那个场面给我的印象太深刻，太痛苦了。就是这样一个细节，打动了我，我当即做出决定，要关注河南的艾滋病。”阎连科说。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河南就是重灾区，可那场灾难到底死了多少人？是怎么死的？天灾还是人祸？至今没有真实全面的记录，那么重要的一段历史，却是空白的。艾滋病，河南同样是重灾区，可到底有多少人得了艾滋病？死了多少人？同样是没有真实全面的研究和记录。我是河南人，那些卖血、得病、死去的人，就像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必须要去。”

　　阎连科和一个美籍华裔医学人类学家一起进入那个村子，并冒充是那人的助手，展开了各项工作。在两人的努力和斡旋下，有关部门抽查100位村民进行检查，结果有80个确诊患病。村子里只有一个“文革”期间培养的赤脚医生，不敢一下子把实情全说出来，便陆续通知有患者的家庭。第一批通知的有30多人，一时间村子里一片哭声。

　　“我不是官员，不是记者，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也不是散文家，我没有能力得到全面的数据和资料，我只能写小说。”阎连科表示，《丁村梦》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随笔，与那些报刊上的新闻报道不同，这部22万字的小说反映的是从生到死的绝境中，人类的心理内核和生命情感。

　　48岁的阎连科迄今已经有5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作为公认的高产作家，他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写作激情，并一度使得全国的文学期刊到处都是他的小说。如今回视创作道路，他只举出三部自己心目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日光流年》、《受活》，以及这部《丁村梦》。“而我最好的作品，就是自从和那位专家去到村子里之后，由于我们的鼓动、普及，那里没再死过人。”

　　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充斥一时的“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笑话。我们都是可笑的人，生活在一个可笑的时代。这种可笑得着落在某个人某些人某类人身上，这样我们的某种情绪才能找到个出口，于是大家就让河南人来代入来顶缸。

　　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这是钱钟书说的。既然维持不起，那就让我们笑吧。笑自己不起，那就笑别人吧，比如河南人。

　　我们嘲笑河南人，就是嘲笑所有的中国人；我们鄙夷河南人，就是鄙夷一个民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