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汪道涵
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90岁高龄安然辞世，老先生在政治舞台上沉浮大半个世纪，始终保有一个传统读书人的风骨。
撰稿／杨艳萍（记者）
2005年12月21日，黄华国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他正在上海瑞金医院接受治疗的汪道涵先生突然昏迷，情况似乎不大好。放下电话，黄华国心情沉痛。最近几年，他几乎每周都会去探望汪老，对于汪老的身体状况，他是有心理准备的。 他不住劝慰自己，希望只是虚惊一场，希望老先生这次仍旧能挺过去。
黄华国与汪老的交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他从上海市航天局调到外经贸部中仪上海办公室任职，由于外经贸部的工作经常需要得到地方上的支持，他有缘结识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这种缘分保持了20多年。
“汪老负责上海工作期间，正处在中国经济百废待兴的起步阶段。在那几年中，他做了大量基础性的规划和建设工作。比如上海几个经济开发区的设计，比如引进德国大众、组建上海航空等等。上海能有今天的声望和地位，汪老居功至伟。”
黄华国说，汪道涵处事低调，为人内敛。对于他对上海的贡献，他从不在人前夸夸其谈。偶尔人家问起，他也只是简单地感叹一声：“那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也不容易啊。”
在黄华国眼中，汪道涵是一个刚柔相济、睿智多谋的领导者，也是一个博览群书、博闻强记的饱学之士；他是一个业绩彪炳、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儒雅谦和、隐忍宽厚的长者；对世事变迁他通透豁达，张弛有度，但从不放弃知识分子的本色，敢于坚持独立思考。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90岁高龄安然辞世，老先生在政治舞台上沉浮大半个世纪，始终保有了一个传统读书人的风骨。
1952年的秋天，时年37岁的汪道涵曾随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在与斯大林会面时，周总理指着汪道涵向斯大林介绍说：这是我们中国现在最年轻的部长。“在解放初期就担任部长职务的那一批人中，汪老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走的。他的离去，可以说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真正结束。”黄华国对记者说。
阅读记忆
在黄华国看来，工作以外老先生平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上海不少市民都曾经在图书馆和书店里与这位老市长不期而遇。老先生兴之所至，也经常跟市民们聊几句，有时候用上海话，有时候来上几句苏北话。
“有人说逛书店是他的个人嗜好，我不这么看。”曾经在北京和上海陪汪老买书的黄华国对记者说，他认为汪老看书，就是想把不懂的问题，通过书本弄明白。“他不仅自己这样，也要求周围的人多读书。小辈们去看望他，总是被他问起，最近在看什么书，读什么文章，关心什么问题，某某书看过了吗，有什么想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每次见他就像去考试一样，弄得大家很紧张。”
在近一两年的时间里，汪老对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动态非常关注，他经常会向前来探望他的学者们询问：美国经济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美国的股票价格有没有明显的变化。他抓住一切机会全方位地了解当前国内外的经济情况。他曾经对黄华国说，如果身体允许，帮他联系一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胡祖六，在他经过上海的时候是否可以面谈一下。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吃准目前的世界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一个有全球观的战略学家。”
2005年6月老先生第二次动手术之前，他曾叫人复印了一篇文章，让黄华国拿回去好好读一读。文章标题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作者彼得·诺兰是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出路。他在英刊《中国经济与商业研究》2005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经过中共中央编译局吕增奎摘译，刊发在《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九期上。
这篇文章论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种种挑战，评论了几种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观点。黄华国因为出差和忙于公司的事务，没有来得及阅读这篇文章。再次见面时汪老果然问起，听说他还没有看，老先生没说什么，脸上显出了不满神色。“我想，这是个让他牵肠挂肚的问题。”黄华国说。
黄华国记得，去年年初，汪老对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极其关注。那段时间里他不断与不同的专家学者探讨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优缺点。他从不偏听偏信，需要的是客观的意见。“他生病住院期间生活比较单调，经常会让我在晚上8点以后过去谈半个小时。他会预先告诉我想看些什么资料，尤其是社会各界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反映。我去打印或者复印出来拿给他看。他了解问题很具体，也很客观。”
2005年5月5日的《上海译报》编译了当月美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为“未来属于中国吗？”，这一期的封面照片，选用了中国影星章子怡，在这组报道中，提出了“中国正成为东方的新兴力量，美国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
黄华国将文章拿给汪老看。文章中有这样的叙述：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中国有3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个国家目前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工业革命。17－18世纪，英国出现了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的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在美国拉开序幕，如今这场革命已在中国诞生。
汪老看后对黄华国说：你要记住，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世界性工场，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世界性工厂。说后他还不放心，拿出一张纸写下了“工场”和“工厂”两个词。黄华国明白，汪老所说的“工场”只是一个缺乏技术含量的加工场地，而“工厂”则带有大工业和技术领先的含义。他对黄说，这是现状，你应该留意它们之间的区别。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数字上，而是真正深入到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具体的形态之中了。”
此情未了
2005年，汪道涵的身体每况愈下，从那时起，他最常说起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些人来日无多了。年逾90的汪道涵，在病床上看书也已支撑不住，最后几个月他少有进食，疼痛已经使他不能坐起，但他却很少表现出来。医生不问，他就不说，他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
“他经常会说：‘我还有不少未干的事情。’其实这样的焦虑对他的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黄华国说，半年前黄华国为他拍过一张照片，半年后汪老的女儿汪凝又给他拍了一张，他对比着两张照片虚弱地说：跟半年前相比，我瘦多了。
黄华国说，所有去看望他的人，无论职务高低，只要他还起得来，走得动，他都要送你到电梯口，跟你握手道别。“他与我交谈，但凡身体允许，从来不会躺在床上。如果我们站在床边，他会说：坐下来，你站在那里我没法跟你说话。”
两个多月前，老友丁忱让儿子丁大海转告汪老：我非常想念你，可是今年回不来了，等明年再回来看你吧。汪老听后“哦”了一声，说：这样的话我还可以再活一年。
2005年6月第二次手术之后，汪老的身体一度有所恢复，这期间他又开始了阅读，并偶尔到西郊宾馆去散散步。再看到黄华国，他又有了力气教训他：不要忙于那么多的应酬，要潜下心来研究些问题。你们现在都在主要的岗位上，不要浪费时间。他们在谈及一些社会现象时，汪老也会生气地说：发现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不要一味地坚持。老人家（毛主席）曾经说过，就是猪撞了墙也会回头的。
黄华国估计，汪老的藏书大致超过8万册。2004年，东南集团董事长周伟扬曾经向汪老提出建议，为他修建一所图书馆。这个建议被汪老婉拒。他让人转告周伟扬，图书馆如果以我个人的名义来建不好，我们可以找几个人一起，各自贡献出自己的藏书，修建一个图书馆。比如裴先白（上海市原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原副主任），他有很多古籍；王元化，他有很多文艺理论和文学研究方面的书籍；吴敬琏，他是经济学家，可以贡献经济学方面的图书；丁忱，他在国外发表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国际经济学专家，是中信公司的副总经理，后来派驻美国），也可以搜集进来。
黄华国说，汪老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愿突出自己，总是将自己融合在群众和同事之中。曾经有不少人提出要为他写传记，或者由他口述请人来记录，他总是摇摇头说不用。他的故交挚友王元化先生在几个月前，也曾提起为他写传记的想法。汪老又托人转告：不要写传记。如果你们还记得我，就各自给我写篇回忆文章，让元化汇总就可以了。
读书人与卖书匠
上海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是汪道涵到上海工作后最常光顾的书店。在寸土寸金的南京路上，它的营业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被海内外读者称之为远东第一大书店。80年代初书店开设的“学术书苑”，是全国最早的一家人文科学专业图书专卖店，这个店中店在国内和港台地区的学术界深具影响。
当年“学术书苑”的创始人之一严钟麟对记者说，汪道涵担任市长时期，平均每个月都要来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月。等他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几乎每周都要来一趟，有时候一周跑两趟。
汪道涵到书店有几个习惯，一是事先不跟领导打招呼，也不愿意让人陪；二是喜欢站着看，一架一架浏览过去；三是非常关心图书出版信息。那时候《文汇读书周报》每期中缝都刊登一些新书介绍，每周介绍40本书左右，每本用30－50个字。汪道涵多次说道，书评是要有的，可是对喜欢书的人，也需要这样的信息。公务繁忙的时候，他就把中缝里自己看中的书列出来，委托司机或者秘书来购买。
当时“学术书苑”为《文汇读书周报》中缝写图书介绍的，是刚过30岁的店员蔡玉珊。在他的眼中，汪道涵并不像一个位高权重的大领导，而更像一个懂书、爱书、知识渊博的敦厚长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我们学术书苑的真实写照。我是一个卖书匠，总觉得书不同于其他商品，卖书人和买书人的心理距离似乎更近一些。”
蔡玉珊说，走进书店的汪道涵，从来只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读者，没有丝毫高官的身架。他涉猎广泛，海量阅读，从他阅读的书目中，你几乎无法判断他近期关注的重点究竟是什么。他经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好书推荐给他们，告诉他们是哪个出版社出的，书苑的员工就马上组织进货。
蔡玉珊对记者说，有一本叫做《第五项修炼》的书，就是经过汪道涵的推荐，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这本书介绍了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企业的概念，提倡文明社会，强调读书对文明所带来的影响。这本书在国内盛行一时，随后书业推出了一批同样类型的书籍。
有一次，汪道涵与严钟麟谈起一本介绍美军作战指挥系统的书，书中写道，美军士兵在进攻时每人都佩戴红外线探测器和军用电脑，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将最前线的信息传回指挥部，便于指挥人员对战事及时掌控。“老先生就对我说，这个问题讲的是军事，实际上这种形式在现代商战中也大有可为。”
严钟麟曾将机械工业部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译著《价值工程》推荐给他。汪老道谢后说：这本书我已经有了。后来严钟麟偶尔翻阅这本书时才发现，此书的审校正是汪道涵。“这样高水平、有涵养的领导干部，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严钟麟说。
还有一次严钟麟向汪老推荐一本新书，这是明末清初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汪老回答：不用了，我有清刻的线装本。严钟麟再次大感意外，“老先生看书学识广博，品位极高，很难说有什么门类的书是他不感兴趣的。”
他与书苑的员工处得很熟，到后来能叫上大多数人的名字。在书店老先生言行极有分寸，从来不谈论图书以外的任何事，与员工单独相处时他也会与他们开玩笑。店员夸他的西装挺刮，他就告诉他们衣服是在哪里买的，价钱是多少。
1983年就在学术书苑做店员的陈政，那时还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老先生与他打趣，叫他“小白脸”。陈政喜欢硬笔书法，在1987年花了3200元买了一支“派克世纪”的钢笔。一次汪道涵就问他：“小白脸，你用这么好的笔干什么？”陈政说，用这支笔写字，章法起伏，行气贯通，就是一口气写一万字也不觉得累，而且用这支名牌笔，写起来也心情舒畅。
老先生听后对他说，字写得好坏，和笔的关系不大，与心情的关系比较密切。心情好不好，写出来的字就大不一样。像王羲之写兰亭序，写自叙帖，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离开了当时的环境，他就无法再写出同样水准的作品。
陈政问他，汪市长，你用什么笔？老先生回答说，我用雪菲力。“那也是一个名牌钢笔。据我所知，老先生对书法很有研究，他欣赏王羲之和米芾的字，曾经练习过颜体，他对唐宋以后的碑帖都很熟，我们这里有好的碑帖，他总是爱不释手。“
陈政曾经与他开玩笑说，汪市长，我觉得你不像个市长，更像个教授。汪道涵听后就笑眯眯地回答：那好吧，等我退休以后，就在你们办公室里准备一张小桌子，我可以天天来看书。
有时汪道涵也向他提问题，“文化界的人不大到你这里来买书，但是在外面却很有名气的都有谁？”陈政回答：“电影导演。”汪道涵颔首微笑：“所以电影会拍不好。”
在店员们的心目中，汪道涵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客户”。他每次在店里的购书金额，都在两三百元。有时身边钱不够了，还要跟司机周转一下。从前汪道涵购书，基本都是明码实价，1987年书店想请他作为一名老读者为书苑题写店名，老先生欣然受命。书苑投桃报李，既然老先生不收润格，从那以后，店里的书都对他打八折。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受到“文革”冲击的汪道涵曾经一度“靠边站”，那时候北京中国书店开设了一个特殊的门市部，专门为具有一定级别的中央领导提供内部图书。中国书店的一位负责人后来对严钟麟说，汪道涵当时的职务，还拿不到进入这个书店的门卡，当时他总是来跟门市部的负责人商量，想“进去看看”。时间一长，书店员工都认得了这个穿着一件棉大衣、酷爱读书的南方干部，没有人愿意为难这个读书人，他“进去看看”的愿望后来总是能顺利地如愿以偿。
1993年前后，一场围绕着“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是否该迁出的争论，引起了上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当时有人曾提出，黄金地段应该产生黄金效应，有关部门在对紧邻书店的“东海商都”进行改造规划时，将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一并归入到集娱乐、休闲、购物为一体的购物中心里。
“汪老从来不跟我们谈论这件事，也从不对我们的议论进行评判。”蔡玉珊说。与东海商都的谈判进入后期，书店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陈政对记者说，后来汪道涵曾经向书店领导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是有人给你们数千万的补贴，你们是不是就会同意搬迁，留下来的决心究竟有多大？书店保留下来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像有的书店那样，引入一些其他商品，破坏书店应有的氛围和环境。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老先生默然离去。
现在南京东路书店的老店员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1993年9月，陈毅市长铜像在外滩落成。前去参加揭幕仪式的领导同志搭乘两辆大巴一同前往，当时汪道涵也坐在车上。车子路过东海商都门口时，有人介绍即将动工的东海商都改造工程，汪道涵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那以后南京东路就没有书店了，也不需要什么文化了。
南京东路书店最终没有外迁。蔡玉珊说，假如今后南京东路书店要撰写店史，老先生对书业的理解和关心是应该好好记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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