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我在家乡参加革命活动时，就知道周恩来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又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
1930年，我在红十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左手腕被打断，地下党江苏省委秘密把我送到上海治伤。 伤愈后，我请求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省委把我的关系转到中央军委。军委派来的联络员带走了我的请求，几天后他来对我说：“恩来同志的意见，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斗争为好。”我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伸出手给他看：“我的伤已经好了。再说，受伤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断了，还有右手，不妨碍打枪作战。”然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意见怎么能随意改变呢！我不得不准备留在上海。
不料，一个星期后那位联络员又来对我说：“恩来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见，他祝你一路顺风！”
我被深深感动了，恩来同志竟然能理解一个青年人要求到苏区红军去的迫切心情，并帮助这个与他意见相悖的青年实现意愿。这成为我以后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能够从事军队工作的一个关键。
后来，在江西瑞金我又见到了那位军委的联络员--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同志。我向他打听恩来同志，希望能早日见到他。
1932年，听说恩来同志到了瑞金，我便跑去看他。映人眼帘的首先是一把大胡子。这是一张十分年轻英俊的面容。
“你就是……？”
“我是周恩来。”他握着我的手说：“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是在上海请求你批准我到江西来的左手受伤的张爱萍。”
“噢！原来是你。”他拉起我的左手，抚摸着，打量着：“完全好了吗？”
“全好了，可以打篮球、攀单杠。”
“呢？好！”他捋着长髯，朗朗地笑了。
后来得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认识他的人很多，为了便于隐蔽留了大胡子，人称美髯公。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我调到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任总队长。少先队的总党代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兼任。从此，我和他在工作中有了直接接触，亲身受到他的教益。当时，形势紧张，恩来同志十分繁忙。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都决心多做工作，尽可能不加重他的负担。可第一天的深夜，他就打来电话找我过去。当我来到他那座落在竹丛树林间的小屋时，他刚刚处理完军委的工作，脸上满是倦容，我想简明扼要地汇报完工作好让他早点休息，可他却一点一点问得很细，还很认真地谈他的意见。在我们结束谈话时，窗棂上已经映照了曙光。此后，我便常常在夜里他来电话后，从小山坡向他那间闪耀着熠熠灯光的小屋走去，常常在摇曳的竹影里和他一起迎来黎明。
我把恩来同志不顾疲劳，彻夜工作的情景讲给少先队的同志们听，全队同志都深深感到总党代表的关怀，并从他的工作精神中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按照恩来同志的意见，我们开展了“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是每一个苏区公民的神圣职责”的思想教育，使少先队员们更加自觉地担负起全苏区的警戒和战争勤务工作，并动员队员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积极配合红军和当地游击队作战。
同时，针对少先队员大都是贫苦青年农民、工人的特点，恩来同志指导我们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广泛开展识字运动、文艺体育活动，以青年们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提高他们的素养。歌咏比赛、文艺会演、体育竞赛，在苏区的青山绿水间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1933年还举行了全苏区少先队的政治、军事、文艺、体育大检阅。无论是平时还是检阅期间，恩来同志总是挤出时间来到少先队员中间，一起高歌，一道欢乐。
第五次反“围剿”时，恩来同志特别强调，少先队要动员以骨干组成的模范队，整班、整排、整连、整营加入红军。后来党中央决定赤卫队中的工人队员组成工人师，少先队的模范队员组成少共国际师。恩来同志又提出少先队整团、整师加人红军的号召，少共国际师得到发展壮大，生机勃勃，从此名闻邀迩。
恩来同志担负任何工作从来不肯只是挂个名儿，他不仅没有象我们最初想的那样少管一点少先队的工作，反而比我们都更操心更劳累。他是我们少先队崇敬、信赖的总党代表。
多少年来，那闪烁在山峦丛林中的灯光，永远点燃在我的心间。
后来，我到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学习，毕业后分配在红三军团。驿前誓师，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935年5月，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渡金沙江，我们三军团在前往洪门渡的进军途中接到军委急电，由于军团先遣部队的浮桥被大水冲断，军团主力改由绞平渡渡江，于是我们改后卫为前卫经过半天急行军翻上了绞平渡南岸的大山，山下渡口是千军万马渡江的一派繁忙景象。
军委传来命令，要我火速带领一个营和侦察排、电台立即渡江，到北岸渡江司令部领受任务。正在渡江的兄弟部队把所有的六条渡船腾给了我们，用洪亮热烈的歌声、口号声送我们踏着滔滔金沙激浪奔向北岸。在岸边等待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军团长迎了上来，他俩握着我的手向设在一孔石窟的司令部走去，一路上关切地询问部队的情况。周副主席蓄着大胡子的脸更加消瘦了，但身板挺挺的，依然十分精神。不容我向他问候，他使简明地讲战局分析敌情，又严肃地说：“爱萍同志，现在交给你们一个特殊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沿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元谋以北的龙街渡口，阻击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滇军，掩护我军渡江。同时，还要沿江找到与军委失掉了无线电联络的一军团，向他们转达军委命令，让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火速沿江南岸赶到绞平渡去渡江。恩来同志说：“江北岸尽是山林无路，又有悬崖陡壁，但你们必须不离江边一直向西走去，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江对岸的一军团并转达军委的命令。这当然是非常艰难的，但更艰难的还是你们到龙街后，要穿过北岸黔军和民团的间隙，可能要阻击滇军主力渡江。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要靠你们孤军作战，突破敌人的圈子，北上追赶主力部队……”
我领受了任务后，立即指挥部队出发。我们追逐着太阳，迎着浪涛的轰鸣，如同一把尖刀向西挺进，战士们步伐坚实，浑身是力量，想到恩来同志的嘱托和厚望，还有什么艰险能把我们拦挡！
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奉命到军委骑兵团工作。我们骑兵团在盐池、定边、靖边、榆林一线的长城内外驰骋，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辟抗日战场。这支铁骑在完成任务奉命调回瓦窑堡休整的行军途中，得悉我边区县政府遭国民党并岳秀部袭击，立即追击敌人，并获得胜利。不料，在原路返回时，突然遭到另一支敌军的伏击。尽管击溃了敌人，但我们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我自己也负了伤。
我懊恼极了。回到瓦窑堡后，周恩来副主席叫我去，我向他承认由于自己指挥上的错误，打了败仗。他对我说：“你们过去的伙都打得不错。本来，战斗中偶有失利不足为怪，但是这次由于你的鲁莽，在打胜仗的同时又吃了败仗，使部队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不能原谅的。况且，这支部队的基础是陕北红军，而你则是中央派去的干部，我们对中央的干部必须更严格的要求，所以不得不对你进行严肃的处理。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相信你会记住这件事，很好地吸取教训，从中增长才干，今后把事情做得稳妥。”后来中央军委给我通令撤职的处分，我完全同意这样处理。这件事我牢记终生，时时向我敲着警钟。同时，我更钦佩恩来同志在革命工作中讲求原则不徇私情，对自己熟悉的部下更加严人一等，既不姑息同志的错误，又十分体谅犯错误同志的心情，温暖地给你希望，鼓励你前进。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夏，我奉命去上海江浙省委主持军委工作，路过南京，在八路军办事处又见到恩来同志，他当时是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他对我们如何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的在京沪杭开展敌后游击战任务，开展统战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1937年12月，我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又得以追随恩来同志左右。
恩来同志仍是那样一如既往地日夜工作，看到他终日劳累，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减轻他一些负担。可从全国各地源源不绝涌来许多青年，几乎都非要求见见周恩来不可。为了不占他更多的时间，我们只好能推则推，能挡就挡。恩来同志知道后，对我们说：“他们投身我党，坚决要求抗日，我们理应热情相迎，我尽可能见他们。”从此，二层楼的会客厅便成了热闹的场所。恩来同志象会见亲人似的来到青年中间，解难答疑，侃侃而谈。他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又把他们送往为民族生存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去。目睹这样的场面，我不仅叹服恩来同志超越常人的充沛的精力，常常通宵彻夜不眠却毫不倦怠，更叹服他以报效国家民族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事无巨细都尽力去做，没有丝毫的懈怠。
在办事处这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里，我受到恩来同志亲自教诲指导，获益非浅，深深感到幸运。那时，我和一些年轻的同志初涉统一战线工作，恩来同志总是耐心细致地教我们，从整个形势的分析到对待具体人的态度，一点点地扶植。同时又放手让我们在实践中去提高能力。
1964年，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归来。陈毅元帅和张茜同志在四川饭店设宴招待，让我和又兰出席作陪。李宗仁先生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很面善哪，是在什么地方会过？”我逗趣道：“总统大人是贵人多忘事呀！在台儿庄战役前……”还没等我说完，他猛然记起：“啊！对对对！你是当年周恩来主任派来的那位高参！”
事情是这样：“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芦沟桥事变后，日军更是骄横不可一世，长驱直入把魔爪伸向中国的南方。恩来同志和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必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而在东部应是李宗仁先生麾下的桂系军队担当主力。他们曾在武汉和白崇演将军议过此事，白将军应允赴前线向李宗仁先生面陈。当时津浦路的形势日趋紧迫，尚不明李宗仁先生的最后决策，蒋介石的嫡系军队置敌于不顾向南退缩以保存实力，但在他的战区里还有各色部队，他们是否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更主要的，这些部队同武器装备精良乘胜势勇的日军对阵，是否有取胜的把握？这些他都不得不有所考虑。恩来同志和剑英同志决定派我前去再做些工作并了解情况。恩来同志把形势和我们掌握的确切情报一一向我讲了。他认为，李宗仁先生抗日爱国，桂系军队骁勇善战，担当此任是有把握取胜的。
我到了徐州，按照恩来同志的布置，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了恩来同志的意见，并与之分析了有关此次战役的主要情况，大意有以下几点：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只想保存实力，置国土沦陷人民涂炭于不顾，失去了民心。司令长官崇尚民族气节，广西军队又以雄武善战名扬四海，其他地方军来到前线，也是为了抗日，亦可扬眉吐气，故求战心切，晓之以大义，定能同仇敌汽，协力奋战。日军如此蛮横耀武扬威，实在欺中国无人。但骄兵必败，且孤军长驱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之良机。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以司令长官统率的兵力在此布阵定能获得胜利，我八路军在华北区还可作战略配合，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垂青史，万望勿失此良机。
“请转禀周主任，”李宗仁平静的颜面上泛起激奋神情，慷慨地说：“请他候我捷音！” …………
回想起来，我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意念：在艰难的革命中，含辛茹苦清贫安身的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他以自己的无私无畏和赤热坦诚赢得了深厚的友情和广泛的尊重。
1955年，我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又有了时常见到恩来同志的机会，真让人高兴。
夜半时分，劳累了一天的京城沉静了，从总参谋部大楼里欣赏与天上星群连成一片的北京灯海真是一天工作之余的享受，给人以神奇的美，给人以向往和力量。从北海隐隐的波光向南望去，我时时瞻仰中南海的灯光。
到北京后，我又时时在这个时刻接到电话，然后穿越灯群向那里赶去。当我坐在恩来同志身边的时候，我的心总是象在瑞金苏区竹丛林树间的灯光下一样激动。虽然这时我们的话题已经变了，谈的是向科学文化进军的规划，是研制战略核武器的进程，但他的热情，他的严谨，他的执著，他的坦诚，都和原来一样，从昨天到今天，又从今天向明夭，他在沟通中央大政方针与第一线同志的实践，他在编织一张从理想到现实的网络，他在谋划一件一件为国为民造福的事，一步一步去获取成功。
为了捍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决心研制战略核武器，并将此重任放在了恩来同志肩上，他兼任起党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他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殷切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在极困难的境况下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功。
恩来同志知人善任。为了完成研制战略核武器的艰巨任务，他集中了一大批组织者和实干家，把这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们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难题，使他们各得其用武之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奉献。
他对整个研制过程实行严格的领导。对各种试验他都要求做到“万无一失”，又对如何达到“万无一失”做了许多具体指示。我和刘西尧同志把恩来同志的指示提取成为一个口号，即：“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实践证明，恩来同志的这个精神深深地刻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每个人的心上，成为工作准则和从胜利到胜利的重要保证。他绝不满足仅仅是传达大政方针和布置任务，而是要亲身参与具体计划的制订，一直把工作抓到底。他要求部下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是一种具有无比威力的领导作风。在原子弹的研制、试验过程中，他规定有很严格的保密纪律，不允许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透露一点情况。在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邓颖超大姐欢迎我们从试验基地返京时，激动地对我说：“我真为你们取得的成功高兴。你们做这么大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听了广播，惊喜异常啊！”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模范地遵守纪律，自己规定的事，首先身体力行。
恩来同志最体恤下情，关心同志。他不仅是宏观的而且是微观的好领导。从大的战略规划到具体组织实施，以至同志们的吃穿住行，他都过问得非常仔细，一丝不苟。60年代初，全国都在困难中苦斗，我们在戈壁大漠里自然就更艰难一点。恩来同志听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后，立即设法从各地调拨生活物资支援我们。不久，原子弹试验基地运来了大米、面粉，还有治疗浮肿病的药品，年节时，我们还吃上了云南火腿，喝上了贵州茅台酒。他在电话里嘱咐：要让科学家们、技术工人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15时，当我在试验现场用电话向恩来同志报告：“蘑菇云已经升起，原子弹试验成功！”我听到他激动的声音：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请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祝贺大家，慰问同志们！并说他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向全体参加国庆演出的同志报告这一特大喜讯。
在原子弹爆炸的春雷震撼蛮荒大漠时，我们的欢呼声不仅抒发了我们胜利后的喜悦，也表达了内心对自己的领导人的由衷钦佩和尊敬。
在国防科技工业有长足发展的今天，我们更深深地怀念恩来同志。象他那样始终把自己赤诚的心贴着中国大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高位而不骄，负重任而不躁，实在难能可贵。我为自己曾是他麾下的一名老兵而感到荣幸自豪。
“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都拖进了沉重的灾祸里，当时我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受冲击，挨批斗，遭绑架，继而又被投入监狱，在四壁漆黑的四室里抗争五度春秋。
恩来同志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拯我于水火。在罗瑞卿同志突遭厄运时，恩来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在揪斗成风时，他又任命我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事在必行的变革，但也有让我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可是，我终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后来听别的同志说，他曾在一次大会上讲革命历史还提到红十四军的干部如今就剩下张爱萍、黄火青、刘瑞龙三个人了！……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今天，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出于对革命的责任心，他努力熟悉了解自己下属的同志，努力培育帮助自己的同志。回忆几十年里与他的接触，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关怀，是信任，是爱护，是支持，是深厚的情谊，是不尽的温暖。
林彪死了以后，我被准许离开国室，出来治疗被折磨跌断的腿。后来得知是叶帅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指示立即把我送301医院治疗。我渴望能见到恩来同志，可直到被正式宣布“解放”了，才和邓颖超大姐联系。大姐说：“他病了，中央规定不让见。我替你转告，等他身体好些，你们再见面。”我只有忍下思念之情，投身于中央交付给我的新任务里，默默地决心学习他的榜样，在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努力为国为民多办实事，以好的成绩再去见恩来同志。
不想，1976年1月 8日，传来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我难以接受这严酷的事实，悲痛不已。在医院的病房里含着热泪低吟了一首《满江红》为他送行：
愁雾弥天，
江海水、怒号翻滚。
举世恸，
追思勋业，
马列开逡。
为国为民孺子牛，
任劳任怨绝代尹。
艰难际，大任系安危，
何驾云！
惊雷震，
天地念，
朔风烈，
泪雨淋。
四十六年前，
重军路引。
难忘少年谆教诲，
常忆征途亲指领。
提劲旅，打破核垄断，
攀万仞。
岁月并没有把人民给恩来同志的殊荣厚爱冲淡，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我们的周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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