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华盛顿电 3月5日是一代伟人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注：为1998年3月5日)。在美国政要中与周恩来接触最早最多的，首推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不久前，记者就采访意图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就欣然答应了。

　　采访那天，记者按时赴约。他刚刚送走了一批客人，便立即过来握着记者的手诚挚地说：“我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如果你不是中国记者，我还真抽不出时间来接受采访。”　　

　　接着，他把记者领进他的办公室。他主持的基辛格事务所位于纽约市公园大道350号26层。这是一间典型的学者兼政治家的办公室，没有多少装饰，满屋子都是书籍和他与各国政要在一起的照片。

　　落座后，记者请他谈谈对周总理的印象。基辛格博士说：“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他和戴高乐等人都属于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家。”

　　当谈到70年代初他秘密访华的经历时，基辛格博士显得异常兴奋。他说，“那可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那时有关中国的知识全部来自班子里的助手给我准备的那一堆材料。当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是，当我与周恩来在一起会谈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在探讨国际形势，互相启发，谈笑风生。周恩来了解国际形势的深刻程度是惊人的”。

　　基辛格博士是蜚声世界的外交家。在谈到周总理的外交风格时，他说那是“非常典雅”的。他说，“我和周恩来的会谈通常都是从下午3时开始一直谈到晚上，甚至半夜，只在吃饭时才停下来。在这么长的会谈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进来请他去接电话或送文件要他批示。他总是显得那么从容不迫。这不仅说明他能力非凡，而且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他说，他曾开玩笑地对周总理说：“如果你到华盛顿来，我会感到难堪的，因为那里的高级官员做不到这样。”他还感慨地说，“周恩来对人谦虚礼貌是处处都体现出来的。尽管我们之间级别不同，周恩来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会一样多。我当时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不是国务卿”。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卓越外交才能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可以从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反映出来。他说，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传统和通常的写法，共同点写得模糊不清，分歧又用套话加以掩盖，看起来似乎共同点很多，实际却不然。周恩来看了以后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的。”后来，中方交给我们一份备忘录，它的写法是先把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列出来，然后再谈共同点，这样反而使共同点显得更有分量。于是我们接受了。他深有感触地说：“两国之间公报的这种写法，我以前从未见过。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实际上这是一份很好的公报。”这时，基辛格讲了一个小插曲：1972年尼克松一行访华参观十三陵时，有关部门的人为了使场面热闹些，在大冬天组织一些小孩子们穿着花衣服在那里唱歌跳舞。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事先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当面向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并对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件事使基辛格对周恩来更加钦佩。

　　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作为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先行者，基辛格一直关注美中关系的发展。他高兴地说，美中关系现在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江泽民主席去年访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江主席在访问中显示出的娴熟外交艺术为美中关系创造了良好气氛，双方达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共识。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能够取得进一步的成果。(本报驻美国记者 李云飞)《人民日报》(1998年3月3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