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福建频道
福建泉州市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吸纳了上百万的外来人口。记者在赴泉州采访时，接触到三起外来人口违法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大多来自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他们正常打工的收入低，有时基本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在城市里经常受到歧视，羡慕城里人潇洒的生活方式以及深受部分农村地区“笑贫不笑娼”旧观念的影响，这些都成为他们做出违法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
但在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之前，大多为生存而挣扎，并忍受着心理的重压，利益诉求受阻和相关干预机制缺失，则是致使他们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背景。 为此，社会学专家呼吁，在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应正视这些农村外来人员犯罪的深层原因，并寻求能够有效地舒缓、解决这些潜在问题的渠道。
一起性骚扰案件的前因后果
“我没想到自己的行为是‘性骚扰’，更没想到会被拘留”，29岁的马小飞（化名）在谈到自己的行为时带着一脸的委屈，“我只是想和对方交朋友，没有伤害她们的意思”。
初中文化的马小飞是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人，据泉州警方调查，自去年10月上旬以来，马小飞先后给多名女子发送淫秽短信，甚至以彩信形式发送自己的下身照片。12月7日，泉州市泉秀派出所在接到被骚扰人报警后，将正在泉州市某酒店大堂内等候约会的马小飞抓获。目前，马小飞已被行政拘留。
“她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她也不是什么好人”，在泉州市拘留所，记者见到了马小飞，谈到自己被抓，他颇为“义愤”。他说，唐小姐（被骚扰人化名）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原先是他一个医生朋友的，“这个医生很有钱，也很风流，我打电话找他，是个女人接的，我以为是医生的情人，就聊开了。”马小飞说，自己在发骚扰短信前，曾和唐小姐有过几次通话，内容涉及“包二奶”、“性能力”、“女人做什么来钱快”等，“当时觉得她很开放，对这些东西（淫秽短信）不会介意”。
马小飞说，自己初中毕业以后就到广州、泉州等地跑业务，平时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几年下来没什么积蓄。随着年龄增大，晚上想到两性间的事会经常失眠。但在老家结婚要四、五万元，根本支付不起，而城里的女人“太势利”，也不会看上自己。平时工友们在一起老聊些两性话题，不少人看过黄色录像，找过小姐。“现在有钱就可以乱搞，也没有人管，只有像我这样没钱没势的人才会倒霉”，马小飞这样“总结”道。
泉州市公安局犯罪心理学专家陈本兰副教授在分析这一案例时介绍说，“人口学上把从性成熟到结婚这一段时间称为性待业期，目前国人的性待业期已达到10年甚至更长，这一时期性犯罪的发生比例相对较高”。她认为，马小飞属于典型的
“性待业期”青年，其思想行为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长期的性焦虑、畸形的自卑感导致他们对异性产生不洁联想甚至仇恨心理”。
抢劫案后面的老乡关系网
2004年元旦前后到2005年3月中旬，泉州市先后发生了20多起尾随银行取款储户抢劫、抢夺、盗窃案，涉案总金额达200多万元。泉州警方经过严密侦察，于2005年3月底侦破此案，一个庞大的以老乡关系为基础的犯罪团伙由此浮出水面。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都是广西武宣县通挽镇的农民，其中有很多是亲兄弟、堂兄弟、亲戚等关系，在约30多人的特大犯罪团伙中，又分成若干个小团伙，每个小团伙3至6人不等。犯罪初期，只有廖官生（化名）等五、六人在广东作案，他们一夜暴富的经历，使很多老乡趋之若骛，纷纷组成各自的小团伙，转移到泉州市区、晋江、南安等地疯狂犯罪。
谈到自己的失足，24岁的廖官生悔恨交加，“城里的荣华富贵给我的诱惑太大了，我管不住自己的手和心。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老婆就给我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我真恨不得没有这个儿子”。
廖官生交代，他21岁从老家来到广东，在深圳等地打工，干过装修、灯箱广告等工作，因为工资低，加上有赌博恶习，“干了两年没有存下一分钱”。他每次过年回家，看到一些慢慢变得有钱的老乡，“心里很痒”，后来听说一些老乡在外面搞钱很容易，就跟着出来了，干了几次以后，觉得没有什么风险，“抢到钱的头几天有点紧张，但花钱的时候就觉得这些钱是自己的了”。
记者问：“老家的人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吗？”，廖官生沉默了半响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在城里人生地不熟，正常打工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但包括自己妻子在内，所有的亲戚、老乡都没有追问过钱的来源。自己用赃款买了车，装修了新房以后，村里很多人都说他“有能耐”，一些“头面人物”也纷纷到他家拜年。廖官生说，老家自然条件恶劣，单靠土里刨食，“一年都见不到一张一百块钱的人民币”，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并聚居一处，受抢劫“来钱快，来钱多”的诱惑，不少原先正经打工的人也因此产生了犯罪的念头。
据专案民警介绍，该抢劫团伙每次作案得手后，都入住高档宾馆并开始疯狂的奢侈消费。在去年3月21日落网时，犯罪嫌疑人所住的房间里放着数袋全新的“九牧王”服装；当天抓获的12人，全部穿着该品牌服装，还有好几个犯罪嫌疑人戴有金项链、钻石戒指。这些人把去抢劫称为“上班”，在外面以“老板”自居。
除奢侈消费外，这些犯罪嫌疑人大多有赌博恶习，犯罪嫌疑人甘春红（化名）说，“我们在城里除了老乡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朋友，平时老乡聚在一起，就是喝酒、赌博，找不到其他乐子”。甘春红参与抢劫，先后分得10多万元赃款，但只给家里寄过5千元，其余的钱大部分都扔在了赌场。
老乡结伴外出，扎堆居住，这是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惯常模式，有关专家认为，由此形成的大大小小的老乡群落和老乡关系网，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培养自己的自立意识和融入城市的过程造成极大障碍。而且老乡之间经济起点和价值观念较为一致，一旦有人因获取不义之财而暴富，就会诱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
一位专家在谈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面临的相关问题时建议说，“在富余劳动力较为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可组织劳务输出并加强配套的职业技能、心理健康等教育，减少盲目、无序的劳动力转移。用工地区要逐渐改善‘城中村’等外来人口密集地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避免其被进一步边缘化。此外，在消除对农村人口的歧视和和对个别地区人员的偏见方面，舆论机构和大众媒体应做出更多努力”。
两个扭曲的灵魂
罗云（化名）原先是广州市一家自行车厂的焊接工，2005年1月，他通过老乡认识了一个叫“老板”的潮州人，“一天，他对我说，上班一个月只能拿千把块钱，又辛苦又受气，不如在福建搞几辆车到广州来卖，发财很容易。我当时很缺钱，借着酒劲答应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进来了。”在泉州市看守所，35岁的罗云眼睛里充满了泪花，得知记者的身份后，他开始回忆自己十几年的谋生历程。语气时而冷漠，时而激越。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体面地过活，不要为每个月的房租和烟钱犯愁，还有就是希望再也不要回到老家了，那里太苦了，连卫生间都没有，赌钱的时候还用毛票儿”。
“打工的这几年，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觉得一辈子就这么过，非常不甘心。卖掉第一辆赃车的那个晚上，我生平第一次住进了一家四星级酒店，激动得快哭了，没想到人可以住得这么好”。
当记者问罗云，打工期间什么事情让他印象最深刻时，罗云回忆起了自己的一次屈辱经历。一天，他在送货途中急着上厕所，刚好街边有一个酒店，就进去找卫生间，可酒店保安把他全身上下一端详，硬是把他赶了出去；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花圃想对付一下，又碰上巡逻的城管人员，揪住他要罚款。“我身上只有6毛钱，他们就扇了我两个耳光，还骂我‘贱狗’，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他们”。
在看守所，记者看到了罗云的同案犯匡乐斌（化名）。如果在大街上，很难看出这个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年轻人竟是一个瘾君子。“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谁也不管我”，匡乐斌说，因为在家种田“没劲”，他17岁那年只身到了广东，先后在一些小玩具厂打工。因为缺钱，更因为生活空虚，他开始和几个老乡在社会上瞎混，再没有心思上班。沾上毒瘾后，日常生活全靠在夜总会当“妈咪”的女友接济，“偷车是想减轻一点她的负担”。
“该爱我的人没有照顾好我，不该爱我的人把我带上了绝路，”匡乐斌显得一脸茫然，他说：“进了看守所以后，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偶尔会想到和爷爷在池塘边钓鱼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是最健康的”。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位教授认为，“低收入的农民工群体缺乏物质保障，缺乏安全感，缺乏宣泄情绪的正常渠道，这是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因为自身文化素质相对不高，从事的大多是最脏最累而报酬又最低的工作，心理问题较之常人更为严重，“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贫富差距和社会歧视的情况下，要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因此应有专门的机构和部门去开展相应的心理咨询和心灵诊疗”。（完）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