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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坐在自己的房子里发愣，为了这套房，他向银行出具了年收入10万元的证明。陈最近常常想，自己的收入是否真的达到了这个水平，或者，自己应该拥有吴桐那样的家境。
吴桐今年25岁。2005年5月间，远在东北的家人为他一次性付款在北京买了车。在他的坚持下，10月份又为他支付了一套50平米小型住房的首付。吴桐希望在10年内还清房贷，为此背上了每个月2800元的债务，这占据他收入的67%。吴桐自嘲说，他养房子和车，家里人养他。
2005年，住房按揭的压力开始让一些人走进心理诊所。太原的姚医师就接待了不少“浑身无力、思想涣散、伴有抑郁症”的患者，而按照房地产业内的方法计算，中国已经出现了2600万为按揭忧郁的人。
银行的责任
“中国家庭没有负债的传统，即便在拥有上百年传统的美国，如果一个家庭每月需要花费50%-60%的收入偿还房贷，许多美国人也会得忧郁症。”童忠益说。童在全球最大的住房按揭贷款公司———房利美(美国联邦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所成立的基金会任住房经济与政策部主任，也是美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
如果生活在美国，吴桐、陈卓和老王可能不会为房贷如此忧郁。当他们走进美国的任何一家银行，会被告知每月偿还的按揭贷款以及与住房相关的税费不得超过他们税前收入的28%；而包括住房、汽车、教育和信用卡等每月需要偿还的债务总额将不得超过他们每月税前收入的36%。童忠益说，对于各项债务总额占税前收入的比重，个别银行也会放宽到40%甚至42%，但是一般不会更高。
中国房地产个人贷款始于1998年，深圳发展银行北京某支行的一位工作人员描述了那时多数银行发放贷款的做法：“总行下任务，分支行的人每月要完成任务，因此拼命拉按揭贷款。”银行的鼓励让中国人对房子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
直到2004年9月，中国银监会才在《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中规定：“应将借款人住房贷款的月房产支出与收入比控制在50%以下(含50%)，月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控制在55%以下(含55%)。”
童忠益认为，银行“大胆”放贷是按揭忧郁症的重要原因，买房人盲目追涨的行为也难辞其咎。中国银行一位人士说：“我们基本上是执行银监会制定的标准。我们的信贷属于集中审批，控制得非常严格。但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收入证明的真实性。”
房子，一个符号
陈卓并不因为虚开收入证明而后悔，他认为正因为自己收入较低，才要更多地借助贷款。此外，陈坚定地相信，买房是结婚的必要条件。
如今，像陈卓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思考的不是要不要买房，而是先买房还是先结婚。类似的讨论正在几十个中文网站上热烈地进行。
刘世定表示，因为租房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宁愿买房。有没有房，有什么样的房，已经成为人们结成各种团体的分类方式之一。刘世定说，房子已经成为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综合竞争力的社会资本之一，成为一个社会符号。
摘编自《经济观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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