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中国经济学界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做学问、把经济学当作科学去研究，这是一个目标，一个宗教，也许不一定达得到，但永远要努力。

　　撰稿／李宗陶（记者）

　　白色条纹衬衣，外套咸菜色精纺背心，米色长裤，手里拎一个香港田园书屋的袋子，里面是当晚厚重的讲义。丁学良要去演讲了，昂昂然，一路将频繁夹杂英语单词、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丢在身后，因为他的人，早已走到前头去了。

　　镜头一晃。40年前，矮个子的男孩，因为穿了母亲手缝的花布衫，躲在教室里，不肯去上体育课。

　　交锋：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

　　2005年12月26日晚，上海新锦江。前一晚改完一叠本科生考卷才能出来开讲座（含义是：首先得教好书、做好本职）的丁学良，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的身份，面对上海经济学界、金融界、企业界部分人士。复旦老校友陈伟恕教授说：“我今晚推掉别的事，就是想来听听学良到底是怎么讲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个题目确实惊人。”

　　演讲之前是晚宴，但丁学良几乎什么都没吃，只喝水，托着腮看别人吃，若有所思。当主持人终于宣布演讲开始，他陡然振作起来，如同一粒看到手指弯曲立刻想冲出膛去的子弹。他后来告诉我，吃饱喝足，不如饿着清醒。

　　怎样评价经济学家？看他的研究成果。怎样评价经济学研究成果？丁学良的结论依然是：国际核心期刊。不同年份、不同机构排出的座次虽然不尽相同，但跳不出《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学刊》、《经济学季刊》，等等。

　　 根据他的调查，在全世界800种各种语言的经济学期刊中，稍有影响的160种，受到业内尊重的60种，被一流学者看重的12－15种。中国有3家在其中，如《中国经济评论》。但丁学良拿出一组基于某种统计方法的数字说明：《中国经济评论》的排名在120位以后，它的影响力指数为0．52（影响力最大的以100计）。

　　 这一评价在辩论时段引来曾任《中国经济评论》编辑的一位经济学者的“商榷”。他说，在影响力指数最大为100的刊物评价体系中，只有少数几家能达到两位数，大部分迅速降为2以下；《中国经济评论》按另一种计算方法得出的影响力指数不止0．52，而是1．63。

　　丁学良又提出，论文被同行引用次数也是评价标准之一。他说目前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论文是“经济组织与经济结构”领域内、国外两位作者合著的某篇，达800余次。批驳意见则分析各种引用原因，如可能是为采“原始粗矿”，即引用原始数据或经验，而非取理论与方法……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丁学良在听，没有表情，半低着头突然翻动讲义，间或去桌上取水喝。

　　轮到他了。他说，“关于（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的缺陷，你只讲了两点，我这里其实还有三点，限于时间没有展开。刚刚去世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Ｊｅａｎ－Ｊａｃｕｅｓ Ｌａｆｆｏｎｔ）曾经列出过13种评价标准，对每一种都细述了优点缺点。每一种评价都有偏见，都不可能全面，但目前公认核心期刊是相对最科学的评价基石。就像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并不是一种好制度，但却是所有坏制度中毛病最少的一种。”

　　 对他公布的另一组数据，暂无异议：1975年起，在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过论文的1200人中，目前80％的人在美国工作；其中13人在中国境内工作（不一定是中国人），大陆有3人，香港10人（5位在香港科技大学）。这是丁学良下一个项目“人才国际竞争力”庞大数据库中的一组。

　　 今天，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王冠学科。丁学良说，芝加哥大学的贝克（Ｇ．Ｓ．Ｂｅｃｋｅｒ）教授在上世纪70年代，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婚姻家庭和婚外情，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贝克凭借这一突破性贡献后来拿到了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结论是：学科划分不会再以问题论，而看方法与理论；经济学应该在更多领域有所突破。

　　 辩论时段里，对“国内外两个界面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伤害”、“不利于”之类的意见，丁学良的身体语言明显多起来，出现两次“我同意你一半意见”和一次粗口。他打招呼在先：“人人都知道，我讲话历来如此。”

　　“没有用英语叙述过的事情基本没有发生过”，这是国内学术界心头的一点痛。当有人质疑，因为语言问题，国内一些好的研究可能被埋没时，他回应道，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依赖文字叙述的部分越来越少，而更多地基于数学模型，真正伟大的研究成果因语言屏障被拦在世界门槛之外的，极少。顺便，他又说起那段往事：“1984年，我第一次出国，从北京去旧金山，转机时差点坐到迈阿密，因为我听不懂广播里说什么，得翻词典才看得懂标识。当时我就这点英语水平。坐在哈佛的图书馆里艰难地阅读文献、拼凑每一个句子，每晚入睡后枕头上总有一摊泪痕。后来形容自己的毕业论文，如果说别人挤出的是奶，那我挤的是血和泪。”

　　 结束后，丁学良向主办方抱怨辩论时间太短。主办方说：“老丁，你承不承认，你辩得比你讲得精彩。”“当然。我辩论的底子是小时候打下的，我十几岁的小矮个，打也打不过人家，但我就敢跟大人辩论。”

　　 他开始大口对付一碟碟已经冷掉多时的食物。许多人过来递名片，叙旧或者攀谈，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吃相。沙麟先生握了他的手说：“学良，你应该讲。中国经济学研究再不好好做……我们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

　　访谈：希望有一天我会后悔

　　新民周刊：今天算听明白了，您对经济学家的评论其实是在研究大学制度的过程中观察到的，是不是？

　　丁学良：是啊。这个项目做了3年，2006年收尾。我在研究大学的时候，不可能不注意到一些主要学科，然后发现大学的经济系（岂止经济系，不过是表现最明显罢了）太热闹了，要么在公司当股东，要么给政府当顾问，要么充当某些利益小团体的代言人，没有人静下心来做学问。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会后悔，啊，当年那样讲是错了。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啊，至少25年之内看不出要后悔的迹象。今天的中国人，太务实啦！朋友们都跟我讲，（杨）小凯不去世的话，他也会出来说的。

　　新民周刊：国外也有不少本来是大学学者、后来参与政府决策的，像基辛格。这种情况，怎么保持学术独立？

　　丁学良：在美国大学里，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一旦走出校园，可以称Ｐｈ．Ｄ（博士），这是跟你一辈子的学位，但不能称教授（当晚记者接到本埠个别经济学学者的名片，上面同时印着“教授”和“某某公司副董事长”）。基辛格和赖斯，都是名牌大学教授出身，政府为什么要聘用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可能跳出行政束缚，看出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基辛格后来也想回哈佛，但他估计自己会很忙，就请求学校通融。哈佛的回答是：每位教授每年教满4门课是没有弹性的制度，得了2次诺贝尔奖的人不能例外，所以，你也不能例外。他后来就没回哈佛，自己开公司去了，也很成功。搅在一起，不仅形成坏风气，还误人子弟。

　　新民周刊：您接下来的这个十年项目“人的竞争力”好像也跟经济学有关，我听了些数据，觉得非常有意思。人力资本应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丁学良：我对人才的定义就是一点，看他能不能跨界流动，你不要关起门来狠。我们这些年培养的研究生博士生虽然在量上有了进步，但质量上还差一截呢。麦肯锡做过一个调查，中国培养的人才只有10％胜任跨国公司的工作，而印度是25％－27％。

　　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创新体系。而大学应该是提供相应理论与方法的最重要基地。当年（香港）科大筹建的时候，也有人问，把标准定得那么高，怎么留得住人？现在回头看，是对了。我不相信我们必须或者能够完全拷贝西方的标准，可以有量上的区别，但不能有质的区别。国内现在最好的10－15所大学的经济系应该起到排头兵的作用，然后推广到50所，这样，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进步。没有别的，就是沉下来做研究。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做得出色的是ｄａｔａ（数据），我告诉你什么是最伟大的，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概念）上的突破是最难的。当年基辛格的贡献是什么？就是提出了当今世界格局之下，政治、军事等各种力量要均衡的理念。第一个赞美女人是花的是天才，第二个重复的是庸才，第三个还这样说的是蠢才。就一句话，看你是不是第一个说。

　　新民周刊：为什么对经济系格外着急？

　　丁学良：沙老说了，我们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他是过来人，他太知道了，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经济现在越来越复杂，跟世界经济的交往越来越多，不能老停留在原来那个阶段。邓小平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改变了中国，这是政治智慧。我考证过这句话的出处，是从我们老家安徽出来的。政治智慧常常是用来应急的，但想一想，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这些年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过哪些原创性的贡献？

　　煤矿每年死那么多人，北方南方又出现大范围水系污染，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经济飞速发展的后面是极其巨大的人的代价、环境的代价。我到浙江去考察，我们加工出口的产品只有2％－3％的利润边际，技术含量低，怎么跟全球大加工场竞争？再下去怎么办？只能再压缩利润，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拿更低的工资。

　　新民周刊：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好像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他说，观念性的、方向性的突破比经验更重要。

　　丁学良：今天时间不够，我本来还想讲一点：你要是在西方好的大学受过系统训练，不管你最终目的是不是做其他的事，公共知识分子也好，政府参谋也好，这是你自己的事，但如果你要在大学里教书、做学术的话，你一定要在毕业后年纪比较轻的那段时间，譬如32岁拿到Ｐｈ．Ｄ，你至少要拿出10年时间，扎扎实实做一些非常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技术的）的研究。

　　我自己最好的两篇论文，就是那段时间做出来的，登在国际政治学排名第三的学术期刊《英国政治学学刊》上，其中一篇是头条位置。第一篇从1991年到1994年，磨了3年；第二篇从1997年磨到2002年，反反复复地改。1994年拿到博士学位后6个月，我的博士论文就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自己是这么过来的。

　　新民周刊：做这些研究的目的是？

　　丁学良：你在这个学科里做事，如果不做这些研究，不知道业界这个人做得怎么样，那个人又怎样，如果想有所贡献或者说有小小的突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就像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每天都得去训练。

　　新民周刊：对媒体参与后的轰动效应你怎么看？

　　丁学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正面效果大于负面效果。它把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引起大家关注。我本意说的是学科建设，但埋在一大通完整精确的阐述里，没人会注意。这个（不超过5个）标题啊，说实在，如果它违反了我的本意，我会提抗议。但现在记者编辑把它磨磨尖，哎，跳一下，大家都来关注了。

　　我说的中国经济学界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做学问、把经济学当作科学去研究，这是一个目标，一个宗教，也许不一定达得到，但永远要努力。这跟年轻人对爱情的向往不是一样嘛，现实中有多少理想的爱情与婚姻啊，但这不等于年轻人就不能有理想了，我的天哪。

　　新民周刊：你怎么评价自己？

　　丁学良：我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人。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小时候看到黑格尔一段话，这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理想是能够完全实现的，但人之所以高贵，就看他死的时候，他的头是不是还朝着他理想的方向。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我的头，还朝着我的理想的方向。

　　新民周刊：那缺点呢？

　　丁学良：唉，缺点太多了！我缺乏耐心，着急，讲话冲击力太大，让人受不了，虽然我本意并不想伤害谁。我母亲说，儿子啊，大石头还要小石头支你啊；一句话说人笑，一句话说人跳，你就常常让人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