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闭幕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科普工作实现了零的突破：在200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项目中，有7项科普著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7项获奖作品结束了科普著作无缘国家科技奖的历史。（《中国青年报》1月12日）

　　《中国青年报》在报道科普著作获国家科技奖这一消息的标题上，用了“破天荒”这三个醒目的字眼，由此可见，科普在国家科技工作中的地位。

　　2002年，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在法国巴黎获得了第19届儒勒·凡尔纳大奖。这本是件值得庆贺的喜事，但奇怪的是，传媒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记得早在1995年，武汉电视台就以大型科技节目《科技之光》，首次获得了儒勒·凡尔纳奖。其后，科普专题片《当我们站起来之后》、《追寻永乐大钟》、《守护敦煌》等分别在蒙特利尔、巴黎、布达佩斯、里斯本等国际电视节上获奖。不知为什么，传媒对此少有反应。这表明，跟国际相比，我们公众的科教素养仍有不少差距。也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普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在科技宣传领域，儒勒·凡尔纳奖是不可小看的。它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奖项，颁发给对科技宣传做出贡献的电视台、电视频道或机构。而荣获这一大奖，在我看来，甚至比体育比赛得金牌还要有意义。不错，科普奖的“含金量”可能不高，但是科普奖的“含知量”、“含智量”的确超过一些影视奖。在我们这样一个喜欢国际大奖的国家，却对科普界的国际奖项态度冷淡，足见科普在公众生活中的缺席。也正因如此，从事科普工作的人越来越少，科普作品少有精品，而愿意从事科普的科学家，更是凤毛麟角。

　　科普之于科学大师，其影响之大，未必不如学术著作。超过学术著作影响力的优秀科普作品，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像法布尔的《昆虫记》，一直吸引着读者；霍金的《时间简史》，一出版就征服了读者；华罗庚那本薄薄的《运筹学》，蜚声中外，读过的人至今记忆犹新；高士其献身科学不畏牺牲的执著精神，以及他那绘声绘色、深入浅出的科普作品，激励过多少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及其普及，其实是科学发展的两个轮子。当然，转动后一个轮子的，不一定是科学家，但科学家以其学有专攻，亲手转动它恐怕更有魅力。

　　很可惜，提到某个科学家便能指出其某部科普作品，或者提到某部科普作品便能说出其出自某个科学家，于今真不容易。

　　多年从事科普工作的天文学家卞毓麟先生说过，在整个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乃是无可替代的“发球员”。霍金，自然是个一流的“发球员”。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发球员”。科学要战胜迷信，科学家不能孤军奋战，也要有广大民众参与。大科学家之写小人书传播科技知识，不光是社会的呼唤，也该是科学家反求诸己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