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十运会上出现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事件，有人认为“举国体制”已不再适合竞技体育的发展。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新任司长张海峰日前坦言：“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绝对不能丢！”张海峰还告诉记者，现在好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羡慕我们的“举国体制”。

　　（《大众日报》1月17日报道）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羡慕我们的“举国体制”？我想这也许是有可信的成分吧。不过在选择信以为真之前，仍有厘清之必要。毕竟“国家”之谓，不好一概而论，到底是谁在羡慕，是那些国家的国民、政府，还是运动员，或是体育官员？我猜肯定不是前者，因为一旦“举国体制”，就需要将大量纳税人的钱投入到体育事业中去，这对于已经习惯了不以税款养活运动员的国民及政府而言，他们当然是不能赞成的。如此一来，持羡慕心态的只能是后者了。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们羡慕的是举国体制之下以国家之力对其一包到底的做法；对于体育官员来说，他们羡慕的是举国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经济及话语权力。要说，我们可让好多西方发达国家“羡慕”的东西多了。中国一位市长表示他将支付一位美国市长访华一切费用的“慷慨”，不也曾让对方大表“羡慕”吗？可见羡慕归羡慕，未必表示赞成，未必表示合理，亦未必表示人家有意将这种举国体制“拿去”为他所用。何以如此？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将体育竞技与国家强大等同起来，将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等同起来。这些东西都一码归一码，那么“举国体制”也就失去了在他们国家合理化的根基，因此虽也有人羡慕，但这一体制却断断难以复制。从这个角度说，将好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作为我们的“举国体制”合理的理由，实在牵强得很了。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中国，为什么除了足球在行政与市场中左冲右突之外，整个体育体制基本上仍是铁板一块，毫无松动？当“举国体制”已经导致假摔、罢赛、下跪、服用兴奋剂等一系列乱象，当舆论对“举国体制”从未停止过一轮又一轮的批评之际，为什么一再有人为“举国体制”辩护？其实正是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利益本能。正是这群“举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阻碍了中国体育从金牌体育到群众体育的转变，也最终使得“举国体制”成为官僚体制，“金牌工程”沦为面子工程，更使得原本紧缺的公共财政遭到浪费。

　　一方面，好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不足以成为举国体制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大多放弃了公共财政支撑出的浮华的竞技体育模式。在这种大势之下，依然声称“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绝对不能丢”，无疑是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