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耕身来源： 《大河报》

　　据报道，由于第十届全运会上出现假摔、下跪、服用兴奋剂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事件，有人认为我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已不再适合竞技体育的发展。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张海峰坦言：“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绝对不能丢！”他还告诉记者，现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羡慕我们的“举国体制”。

　　现在要搞清的是，到底是谁在羡慕，是国民还是运动员、体育官员？首先肯定不是国民，因为一旦改为举国体制，就需要将大量纳税人的钱投入体育事业中，这对于已习惯了不以税款养活运动员的国民及政府而言，当然是不赞成的。但对运动员来说，他们会羡慕举国体制之下以国家之力对其一包到底的做法；对于体育官员来说，他们也会羡慕举国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经济及话语权。

　　其实，我们能让西方发达国家“羡慕”的东西太多了。中国一位市长曾表示他将支付一位美国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这就让对方非常“羡慕”。可羡慕归羡慕，未必表示赞成，未必表示合理，也未必表示人家有意将这种体制“拿去”为他所用。

　　何以如此？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将体育竞技与国家强大等同起来，将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等同起来，举国体制在他们国家缺乏合理化根基。在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初步建立市场经济后，为什么除了足球外，整个体育体制基本上仍是铁板一块？当举国体制已导致假摔、下跪、服用兴奋剂等一系列乱象，当舆论对于举国体制进行一轮又一轮批评时，为什么一再有人为举国体制辩护？

　　在中国的体育界，围绕着体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形成了一个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教练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链条，他们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阻碍了中国体育从金牌体育到群众体育的转变，也最终使得举国体制成为官僚体制，让“金牌工程”沦为面子工程，更使公共财政遭到浪费。

　　摘编自《大河报》1月18日 文/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