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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在给孩子看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背着红色“十”字药箱匆匆行走的身影，成了农村集体经济时代经典的画面之一。
本报1月16日A4版刊登了《粤7位“赤脚医生”获卫生部表彰》一文后，一下子把很多读者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时代”。
有读者认为，虽然现在医学发达了，但他们仍然怀念过去的“赤脚医生”，怀念那个身背药箱半夜进门的身影。专家说，跨度20余年的“赤脚医生”在历史上留下过深刻的印记，这种模式值得今天借鉴。
文、图/柯学东
“赤脚医生”去世全村人怀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农家人的厅堂内都会贴一幅画：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扎着两条短辫，穿一件碎格红上衣，下身是肥肥大大的蓝裤子，打着赤脚，肩上斜挎一只药箱，深红的箱盖上涂着浅色十字，意气风发地走在麦浪翻滚的田埂上。画上这姑娘就是一名“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即是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说得通俗些，村民叫那些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医生做“赤脚医生”。作为一段历史，“赤脚医生”深深地印在了一代人的心里。
日前，增城市正果镇黄塘村党支部副书记梁榕灼给记者讲述了原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梁北深的故事。
2005年6月20日，梁北深去世了，走得悄无声息，前一天的晚上他还给同村的孩子打过针。去世的时候，梁北深只有50岁，却做了30多年的医生。
据梁榕灼回忆，梁北深是1973年开始当“赤脚医生”的，当时他只有18岁。30多年来，他为村里700多人看病，自己却落得个恶病缠身，但这些村民并不知道。梁榕灼说，记忆最深刻的是，几十年来，梁北深晚上一直睡在卫生站里，一有人招呼，他连夜就赶往村民家里看病打针。
梁榕灼说，现在黄塘村很多村民，小的时候对梁北深印象都很复杂。村里的小孩都怕打针，那时梁北深会千方百计哄他们，或为他们唱歌，或买上一颗糖送给他们。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到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有些村民遇到孩子淘气的时候，往往用这样一句话来恐吓他：“再不听话，我就去叫你梁阿叔了！”
在梁榕灼的印象中，梁北深身体一直不好，很瘦，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好，6年前他曾经花5000元在广州大医院为自己治病，搞得家徒四壁，但他给村民看病依然一丝不苟，收费也很便宜。“去年他死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哭了”。
网络出现怀念“赤脚医生”风潮
随着近年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的日益突出，很多人，包括城里人开始怀念起了“赤脚医生”时代。网络上也出现了怀念“赤脚医生”的风潮。
网名为“echina”的网友回忆说：“每当生病的时候总想到赤脚医生，就像饿了时总想到食物一样。小时候家在农村，每当生病，找村里的医生看一看，吃两副药或打两针就好了，顶多也就输两瓶廉价的液。长大了，进了大城市，医疗条件好了，有了医院，我却对现在的医生到底有没有医术怀疑了起来。”
网名为“廉军”的网友回忆说：“母亲是一位医生，过去当过甘肃农村的‘赤脚医生’，当时，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冬，甚至是半夜敲门，只要患者有求，母亲都毫无二话地出诊，除了成本药价以外从不收取其他费用。母亲离开甘肃农村二十年之后，至今那个地方仍然有人记住了从前有个好医生‘葛大夫’。”
网友“大江东尽去”也回忆说：“三十多年前，母亲得了心脏病，已经奄奄一息，父亲急忙叫来赤脚医生，医生说，只要给母亲吃一些药，并经常吃猪心，这样慢慢就会好。父亲照赤脚医生的话去做，真的把母亲的病治好了，医药费只用掉了十几元。假如现在我母亲得这种病，并且有三个小孩在读书，我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赤脚医生模式值得借鉴学习
“赤脚医生”在二三十年前为中国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专家认为这一制度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上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模式曾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卫生官员的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广东药学院原院长梁仁教授说，“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医疗保障比现在可能还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治疗，而大病城市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医疗条件的差别非常小。”
省政协委员、广州市儿童医院的曾其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核心的医疗组织模式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相关人士认为，怀念“赤脚医生”并非是一种倒退，而是对我国过去有效的农村医疗方式的肯定和呼唤。目前，国家医疗事业的投入应该兼顾到更大范围的人口，完善农村医疗服务和保障体系，建立有效的疾病防治机制，恢复乡村医疗服务网络。好在近年来，政府已加大资金投入，承诺在几年内建立起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保障制度，但愿这是农民朋友的真正福音。
20年“赤脚”史
据省政协委员、广东药学院原院长梁仁介绍，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的医生经过了三个时代：卫生保健员、“赤脚医生”、乡村医生，而跨度20余年的“赤脚医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记。
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部分地方的农村社员开始实行交纳保健费的办法。人民公社化后,包括广东在内先后有十几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办起合作医疗,有的叫集体保健医疗，随之出现一批“卫生保健员”。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表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引发批示的，是一篇有关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主人公王桂珍，后来被称作“赤脚医生”第一人，事迹屡次被搬上银幕。电影《红雨》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中“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至今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1969年，赤脚医生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到20世纪70年代，“合作医疗”制度与农村“保健站”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
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这以后，中国百万“赤脚”大军转行的转行，退休的退休，也有的仍继续以“赤脚医生”（农民习惯这么称呼他们）的名义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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