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米不好卖:兰考新合作社的挑战

　　女教授何慧丽曾挂职当地副县长，在“新乡村建设”试验中，帮助农民寻找可能的出路

　　“人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链条末端的人是吃亏的，他蒸出来的馒头都被别人吃掉了。

　　农民就是种金子，也不会赚钱。市场是多面的，优质不优价也是规律之一。

　　我根本没想过去卖东西，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卖了。因为我就不会卖东西，我不太懂市场规律。”

　　去年底今年初，中国北方一场卖米风波成为媒体热点。何慧丽，农业大学副教授，带着10吨无公害大米来到北京，为她在河南兰考挂职锻炼期间倡导成立的农村合作社的700吨大米找出路。

　　当无公害大米遭到冷落，女教授想哭。市场给她的实验增添了“试验”的更多阻力。

　　开始大米卖不出去，直到更多的非市场因素加入进来，10吨大米终于售罄。卖大米只是何慧丽的试验中更容易让人关注的一环。这个实验的其他环节关系到环保、健康、合作、新农村建设和体制改革。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是上世纪农村甚至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20多年过去了，农业，农村，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合作社的尝试，能为此现状带来改观吗？

　　教授要卖的不止是大米。

　　进京卖米总动员

　　不熟悉营销之道的农户和教授尝试直销

　　本报记者　丰鸿平

　　李景顺伸手从口袋里抓出所有的钱，发现没有零钱来找开客人递过来的100元。

　　他一时有些茫然，下意识地再抓了几个口袋，仍没有足够的零钱。旁边的人提醒他，可以向别的铺面兑两个50元，李景顺匆忙地向竞争对手去寻求帮助。

　　李景顺是河南兰考县南马庄的村民，如今他要学着转换身份:从农民变商人，从种大米变为卖大米。他感觉到有些不适应。

　　1月22日，兰考农民合作社在位于北京宣武区右安门内半步桥街的亨达万隆农副产品市场举行了开业典礼，这个合作社是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兰考挂职锻炼期间倡导成立，生产无公害大米，2005年生产出大米700余吨。这一天，这批大米在北京有了一个正规的销售途径，何慧丽、南马庄的村民以及他们共同维护的那个合作社可以松一口气了。

　　农民卖米被当成“骗子”

　　去年12月22日，何慧丽带着兰考南马庄的两位农民来到了北京，还拉来了合作社所生产的10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他们想在京城打开市场。

　　大米怎么卖呢？教授和农民不懂得营销之道。张砚斌是南马庄的村支书兼村主任，他在北京用他所知道的赶集的方式卖大米:背着两袋米到社区的门口，挂个宣传板，逢人就说自己生产的无公害大米，绝对是好东西。

　　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以为意，甚至有人把他称为“骗子”。张砚斌很委屈。少用化肥、不用剧毒农药，人力物力的投入要比往年多，大米还减产10％。为了生产出这无公害大米，他们可费了很大的功夫。这些投入必须在价格上得到补偿，所以他们才把大米拉到北京来。

　　女教授卖米卖哭了

　　大米进入北京，1周过去了只卖出100多斤。何慧丽说她急得直想哭。据参与其中的人说，她事实上哭了，还不止一次。她要寻找别的方式来卖大米。

　　1月2日，在北大资源宾馆三楼一间会议室里，何慧丽召集主持了一个会议，她的目的很明确，要大家帮忙卖出这些大米。

　　这间会议室是“乌有之乡”书店的，乌有之乡是北京左派思想人士的一个聚集点，每周末在这里开一次讲座。这一次来参加何慧丽的“大米讲座”的，有大学教授、学生、工程师、公司职员、农民，还有一个北京《竞报》的记者。

　　“知识分子只会教书，不会卖东西。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何慧丽说她只想哭。参与卖大米的教授不但是何慧丽，还有温铁军，此时他不在国内，但他给兰考的无公害大米写了一封推荐信:“各位城里人:本推荐不是广告，我们城里人吃的食品，由于化肥农药超标而迫使我们每天慢性中毒，对家人的健康是越来越大的威胁……”

　　温铁军试图说服消费者来购买。“现在，农民已将大米拉到了北京——城里人的家门口。大米的价格根据其真正成本计算，已远远低于一般超市的无公害大米价格，欢迎您选购！欢迎您做个好消费者！”

　　特殊方式卖成米

　　温铁军后来在1月15日成立的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担任组长，小组为其成员印了名片，温铁军回国后又多了一个头衔。

　　宋宝铃是这个小组的常务副组长。他本来是一个维权人士，他说2005年他解决了200多起维权信访事件。“我是高干子弟，所以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宋宝铃说。

　　何慧丽找到他，让他想想办法卖出那些大米。宋宝铃答应了，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帮忙找到亨达万隆农副产品市场，这家市场免费为合作社提供铺面，让大米在仓库、社区地摊摆放了一段时间后，找到了一个正规的销售途径。

　　他还介绍了一家饭店购买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这间饭店是毛泽东的侄女毛小青开的，她的饭店1个月大概需要1吨。

　　在农副产品市场开业的那天，来了很多媒体。之前，“教授卖大米”已成为北京媒体的热门话题。宋宝铃说是“2006年的一大事件”，通过报纸、电视台的报道，北京的人们知道了无公害大米，知道这种大米在“乌有之乡”可以买到。

　　“你这里是乌有之乡米店吗？”小宋常在电话里听到这样的问询。这里不是米店，而是书店，何慧丽召集那次会后，乌有之乡书店多了一项业务:卖大米。起先并不好卖，后来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有人专程从老远的地方买大米，如今1天能卖出1000斤左右。

　　22日，南马庄文艺队来北京为开业典礼表演节目，第二天他们还在天安门为国旗护卫班表演。随他们来到北京的还有10吨大米。之后，700吨大米中的大部分将会相继被送到北京。

　　农大教授:我卖人情米怎么了？

　　卖米风波当事人认为农民自己卖米未必走纯市场之路，关键要建立经济组织

　　本报记者　姜英爽

　　记者(以下简称记):看了你卖米的故事，很感动，不过我首先有个问题，这个米能不能被市场接受，关键在于这个米是否值这个价。这个米，到底是不是好米呢？

　　何慧丽(以下简称何):这是个大众化问题。好多人都在说，这个米有清香，很新鲜，很环保，以前农民拼命上尿素，现在这个米有组织了，就是控制不上那么多化学肥料，当然这意味着减产，但是也意味着健康。确实我们的成本很高，从成本价来说这个大米的卖价不高。实际上从市场来说，这个价也不高，属中下游。

　　贫富分化让人受不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让农民得到实惠就是目的

　　记:现在积极买米，帮助卖米的人很多……有这么一种说法，买的、卖的都是同情米，你介意这个说法吗？

　　何: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是同情米。当然有人说我这不是市场化方式，但是凭什么一定要市场化方式呢？如果真的要纯市场方式，那么农民只能是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

　　记:你认为要走纯市场之路农民就吃亏。

　　何:当然。我卖人情米怎么了？不合适吗？怎么不合适？农民就是种金子，因为农民太多了，也不会赚钱。货真价实就能卖好价钱，这是一种迷信，市场是多面的，这只是规律之一，但是市场有很多规律，优质不优价也是规律。不管用什么方法，让农民得到实惠就是目的。

　　记:你在农村做了这两年，当了两年父母官。

　　何:我原来是个非常本分的老师，我的专业是社会学，30多岁了，如果再不去了解社会，我对不起我的学生，所以我才去了基层。结果我一去那里就受不了，因为贫富差别实在太大了。我觉得这个差别让人受不了。

　　把农民组织起来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应该出来一支行动派

　　记:这两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何:你对农民好一分，他们会以十倍的好回报你。人家都说我感动了农民，其实是农民感动了我。许多熟悉三农国情的专家都认为，三农问题没法解决、只能缓解，温铁军老师认为可以制度扶贫，就是设计一套制度，把农民组织起来，我很想做点什么，可是很多人都说你做不了什么，比较有意义的就是去农民当中试着发育一些组织，他们能怎么合作就怎么合作，或者能怎么组织就怎么组织。

　　记:也就是说你去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根本的要靠农民自己。

　　何:开发民力，建设家园，可是农民自己又缺这个缺那个，外力还得要，我叫它“外发内生”。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只能通过外发的力量去促进内在的力量，光靠农民很难组织起来，但是光靠外力又不持续。第一我精力单薄，第二我一无组织二无钱，所以我就借温铁军老师的乡建中心，让农民去学，我再利用我副县长的身份，回去让他们加强。我根本没想过去卖东西，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卖了。因为我就不会卖东西，我不太懂市场规律。因为我是个对钱没有概念的人，我连我现在的工资是多少都不知道。

　　记:但钱对农民很重要。

　　何:是的，我突然发现钱在农民那里很重要。10块钱对现在的城里人是随便花，甚至100块钱都算不了什么，可是10块钱对农民意味着什么？一个40岁的壮劳力，给人挖沟，一天，就是10块钱。所以，农民的经济组织虽然很麻烦，但是很重要，很关键。

　　记:严格来说大米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你已经不在那儿当副县长了。

　　何:帮他们是我的责任。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应该出来一支行动派，他去做了，才能知道是咋回事，不是读读书知识就生成了。

　　记:你指的这个行动派是？

　　何:至少你可以去做一做，才可以对农民合作组织有深刻的认识，两年前我就听人说，趁着你还年轻，你要掌握对这个事物的第一发言权，什么人有第一发言权？不是你读书就有，而是参与的人才有。

　　记:所以你准备从头到尾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何:是啊。所以不存在你人走了就不管的问题。还有我在这里卖米，我卖的是什么？我是在卖米，又不在卖米，第一我是在卖新鲜的米，商场是冷冰冰的，你不知道它新鲜不新鲜，但是农民站在这里，第二这是健康的米，第三我是把农民的爱心，善心带来了。

　　另辟新的直销模式

　　农民难进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应该允许多种机制

　　记:你的意思是希望你们这个农民的米，能够从现有的销售渠道中隔离出来，然后重新选择一种新的营销方式？

　　何:本来是不想这样走的。但是农民进市场进不去，逼出来的一条路。

　　记:现在不是一个好的契机吗？好多超市已经愿意卖你们这个米。

　　何: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不是只有一种机制。

　　记:我能不能理解为你现在更倾向于走一条新的路子？

　　何:我一直学社会学的，我一直在挖掘一些非市场的东西。

　　记:但是这样的话，风险显然更大。

　　何:对啊，但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可以帮助做一个模式，当然推广不是我的事。我不是县委书记，也不是基层工作者，但是我还是坚信，一种模式是可以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就是应该有多种机制。

　　记:你现在认为，比较完美的模式是什么呢？

　　何:你知道有些东西是要返回传统的，市场有时候充满了欺诈瞬息万变，市场有时候又很简单，我觉得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手机，而是干净的空气和食物，健康的土壤。社会这么多人，总有一部分人在吃米的时候，很想知道这个米是怎么生产出来，是谁生产出来的，我给环境带来负担了吗？我给米农带来了什么？人性中总有一些非市场非利益最大化的东西，人有这种返璞归真的愿望和好奇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这种消费模式，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对接，政府对这种直接的贸易方式给与补助。不是希望中国大部分都这样，但是我希望成为中国现有的市场机制的一个补充。

　　记:你觉得你希望的这种直销方式未必适合所有农产品，但是至少可以去尝试一下某些产品。

　　何: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没有雄心壮志的，但是只希望能够做一个补充。

　　希望农民在流通领域分利润

　　民力是可以开发，也可培养出可以为农民利益服务的商人

　　记:你希望的就是开一些直营店，让农民自己去卖，去管理？

　　何:当然这样也有很多麻烦，开支，投资都有问题，还有他们本来生产东西就够麻烦了，能不能管理好，但是我认为这不要紧。农民是应该交学费的。我不反对分工，但是分工也是有毛病的，人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链条末端的人是吃亏的，他蒸出来的馒头都被别人吃掉了。我希望流通领域分一点利润给农民，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农民的队伍中分化出自己的经纪人，自己的营销队伍。

　　记:这样可能比较难。

　　何:这几年的合作组织干部，都是我们自己从农民中培养出来的。我感觉农民是可以改变，民力是可以开发的。。

　　记:现在最关键的不是技术扶贫，而是怎么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市场的农民。

　　何:我们培养干部就是要求他不断见人不断讲话。你说的是对的，我在卖理念，卖文化，也是在培养人。

　　记:你希望自己推动这些农民自己来卖米。

　　何:对。我知道难，但是没办法。我卖米也是被迫，但是他们的亲人只有我了，如果他们跟超市的经理亲，就不会找我了。

　　无公害大米是这样种出来的——新型合作社下

　　一个农民的种稻生活

　　本报记者　贾云勇

　　一

　　农历腊月二十六(1月25日)是个好日子。晌午过后，张军臣从邻村微醺着走回兰考县南马庄。亲戚的闺女出嫁，他刚吃了喜酒归来。60岁的老头儿那酱红色的脸上笑嘻嘻的，带着酒意侃起了他种的无公害大米。

　　“稻谷卖了三分之二了，眼下我家不缺钱花，不急着卖剩下的稻谷，让其他会员先卖吧。”他说。

　　张军臣去年12月1日卖给协会1045公斤稻谷，每公斤价格一块九毛六，协会每公斤补贴一毛钱，实收钱两千一百五十二元七毛。12月16日又卖了1175公斤稻谷，每公斤价格两块，加上协会补贴，实收钱两千四百六十七块五毛。

　　张军臣说，因为种的是无公害大米，收成稍减，协会每公斤补给农户一毛钱。“卖大米可是苦了协会的那几个骨干”。

　　就在前一天，1月24日夜里十二点前后，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社长周孟奇才回到家，他已经在郑州卖了25天的米。无公害大米协会在北京和郑州各设了一个销售点。

　　他说，到目前为止，北京和郑州一共卖出了100吨大米。不过，还有700吨囤积在农户家中。

　　周孟奇坦言，原以为有了好大米一定会卖个好价钱，谁知道市场不像想得那么简单。“现在我们的大米比一般大米贵两到三毛，原以为至少可以贵五到八毛钱。”

　　“市场营销这一课我们得好好补上。”无公害大米协会会长范振宇说，他也是24日晚上刚回到南马庄。

　　二

　　南马庄属于兰考县三义寨乡，是传统的自流灌溉区。黄河在此处成为地上悬河，两岸污染物无法排入，富含胶质及矿物质的河水养育出三义寨品质优良的大米。

　　五·一前后，黄河化冻。张军臣把50斤稻种泡在了水中。这是新乡农科所出产的豫粳6号9996系稻种，是大米协会统一购买的。“统一”两个字将贯穿无公害大米的全过程:统一供种，统一施肥，统一打药，统一加工、包装，统一出售。

　　四月中旬，张为稻种预交了50元钱。协会为入会农户购买了16000斤稻种，平均每斤稻种两块二，按市面的价格，要每斤两块八。大米售出后农户将补交剩下的稻种钱。

　　张还往浸种的水中加了些农药。药是大米协会从中国农业大学购买的绿亨系列，这是一种生物农药。“种无公害大米，以前用习惯的那些有机磷类农药都不准用了。”

　　当大家还在观望时，张军臣就加入了大米协会。“好大米能卖个好价钱。我相信协会的说法，无公害大米肯定是以后的方向。”

　　去年种稻前，张军臣参加了协会组织的种植技术讲座，老头儿还认真做了笔记。“有兰考县农业局的专家，还有从外地请来的专家。”这样的学习农闲时每周一次，农忙时每月一次。

　　到兰考挂职副县长的中国农大教授何慧丽，把“新农村建设”的概念带到了南马庄。以前，周孟奇和范振宇有些迷茫，为什么南马庄相对优质的大米却并不比别的大米价格卖得高。跟何慧丽及其他专家的接触中，范开了窍:南马庄大米要想卖个好价钱，就要有自己的品牌，要种无公害大米。这样，无公害大米协会就在经济合作社框架下应运而生了。

　　现在这个协会在三义寨乡有310户会员，其中180户是南马庄村民。协会已经成为农业部农民专业示范组织示范单位，去年10月，三义寨的2000公顷田地被认定为河南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目前，何在兰考建立了四个经济合作社。“四个合作社各有侧重，陈寨是以文艺队为主，胡寨、贺村以特色养殖为主，我们村主要发展无公害大米。”周孟奇说。

　　2004年9月16日上午，南马庄经济合作社成立。此前，周孟奇等人还印制了宣传单:目前农村缺乏发展后劲，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单家独户的小生产方式已经无法应对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一盘散沙的村庄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乡村公共建设问题。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组成的自治性协会，特征是有着相同业务和利益关系的人自愿结合的组织，成员来自社会弱势群体，为了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他们在业务相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自愿出资，共同出力建立合作社。

　　按何慧丽最初的设计，合作社的理事都必须是普通村民，村官不得介入。

　　“(9月16日)当天共有48户村民入社，现在有90户。入社的农户要交30元钱。这样，就可以信息、技术、利益共享。比如养猪时统一购进饲料、防疫、售猪，每只可多卖几十块钱。”周孟奇说。

　　然而，合作社到县里备案时，有关部门却发现找不到依据。后来就以无公害大米协会的名义备案。有人评价:在现时的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有些超前了。

　　三

　　五一刚过，张军臣把稻种播在此前平整好的苗圃上，覆上一层薄膜。

　　一周后，稻秧长出一厘米。到6月上旬，稻秧通常会长到20－30厘米高。张给稻秧打了两次中国农大出产的瘟枯克，这是为了防止稻瘟病。这种病在稻子的整个生长期都会发生，以往张习惯使用甲胺磷，现在这类高毒农药禁止使用。

　　同时，张和老伴已经把8亩水田都平整好了，并施了底肥。按照指导，尿素的使用量被大大削减，“施用过量会在稻谷中形成残留，对人体有害，而以前用得最多的就是它，可以提高产量。现在大量使用农家肥和生物肥。”

　　接下来是张军臣老两口最忙活的日子:插秧。“晚插一天，一亩地就减产5斤。”张一天两顿饭在田里吃，19天半之后，8亩地的秧插完了。“累得腰酸脖子歪。”张的老伴、54岁的田景叶说。

　　“劳动者哪能怕累？”张军臣说。无公害大米预支给他美好的前景。

　　四

　　稻秧一天天长高了，病虫害也随之出现。张军臣在稻田里发现了卷叶螟，他没敢再按老办法治虫，赶紧跑到周孟奇家问计。“那时候好多农户拎着病秧来问病怎么治，稻秧扔了一堆。”周孟奇的女儿周倩说。

　　去年6月15日，张从协会买回了一瓶杀杀死、三袋绿亨病毒药、三袋绿亨6号，都是协会统一购进的生物农药。它花去了张军臣十七块五毛钱。“生物农药比较贵，治虫效果又慢，一亩地要多花几十元钱。”

　　张继超也说，生物农药治不住虫，要打很多遍才行。

　　事实上，生物农药在12小时或者24小时后才能达到峰值。部分大米协会的农民情急之下，自购高毒残留的有机磷类农药杀虫。先后有80户农民因此被协会要求退出无公害大米种植。

　　9月之后，水稻打苞抽穗。张军臣得到协会通知，基本不再用药和追肥，或者选择分解快没有残留的农药。为了治稻飞虱，张又从协会买了杀杀死，以前他会用氧化乐果，有效但高毒。

　　这个时候，大米协会以外的农户正在田间追施尿素，这可以在最后阶段让稻谷长得丰盈。但为了将来大米的品质，张军臣不能再这样做，他和其他大米协会的农户为此每亩地要减产17％，稻谷也要瘪一些。

　　“种植无公害大米，除环境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肥料和农药的控制与选择。后期不再施用尿素是为了消除亚硝酸盐残留。”范振宇说。

　　同时，协会也在为自己的产品诞生履行相关程序。2005年5月24日，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受理了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的“鑫合”商标。范振宇是3月份申请的，当时申请的是“新合”，寓意“新型合作社”，后来因为重名，就改成了“鑫合”。

　　前不久，协会又注册了“南马庄”商标。“专家提醒我们赶紧注册，否则被别人抢注了我们就不能用自己村庄的名字给产品命名了。”范振宇说，这样，无公害大米有了两个商标。

　　五

　　10月下旬，稻熟时节。天公不作美，阴雨不断。张军臣花了20天才割完稻子。

　　割稻时，一辆面包车开到了张家田地边，下来了三个人，分别在他家稻田的进水口处和出水口处采集了水样，并从田里挖走了两块泥。一问，才知道他们是来采集水和土壤样本，认证南马庄的大米是不是无公害产品。“原来光做了产地认定还不行，还要再对环境进行检测。”张军臣现在能够熟练地说出这些名词。

　　对产品的认证过程可能比张军臣想像的还要复杂。11月间，又有几个人来到村里，架起了一架仪器，“后来知道那是检测空气质量的。”

　　如今，张家的6000多斤稻谷只剩下了三分之一，这些外形上并不太饱满的稻谷统一加工、包装之后，被冠以“鑫合”商标出售。同时，一场关于种植无公害大米划算与否的讨论也在协会内外悄悄展开。

　　张军臣认定了无公害大米的路子，说今年还要种。“价格已经在涨了，而且，以后大家肯定会选择无公害大米。”张继超则有些犹豫，说要再看看价格。

　　村民杨俊书没有加入协会，他说种一般大米产量高，无公害大米价格稍高一些，核算一下，收益其实是差不多的。“我想再看看，如果以后无公害大米价格再升高，我也加入协会。”

　　去年10月20日，南马庄的大米样品送检农业部。11月8日，检验报告出来了，18个项目全部检验合格，其中汞、铅、镉等重金属及甲胺磷、克百威等农药残留全部“未检出”。

　　“万事开头难，我们的大米还没有卖到应有的价钱，大家的期望值又太高了。谁也没想到，市场这么难把握。”周孟奇苦笑。

　　周孟奇的合作社流程记录显示:2005年10月22日，商议无公害大米销售，稻谷收购价每斤增加五分钱。

　　不久，合作社的骨干们就奔赴北京和郑州卖大米。在北京，每斤卖两块五，在郑州，每斤卖一块八。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好东西卖起来也这么难。

　　如今，拨打范振宇的手机，首先会听到这样的铃声:欢迎来到有兰考小江南之称、出产无公害大米的三义寨南马庄……

　　图:

　　①北京的无公害大米直销店里，兰考农民李景顺在向客人介绍无公害大米。

　　②乌有之乡“米店”的顾客，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③兰考县南马庄合作社。

　　图/本报记者　贾云勇　丰鸿平

　　兰考县南马庄农户张军臣站在无公害大米的取水样及土样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