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永刚

　　每当说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话题，过去总是习惯于把询问的目光投向远处的人群，其实当停下采访的匆匆脚步，春节与亲人团聚在一起聊家常时，我才突然发现：在兄弟姐妹的变化里，其实就深深烙着当代中国农民转移的印记。

　　在我们家，除了我和大哥属于上班拿工资的“工薪族”外，其他4人还都是农民身份。但真论起来，他们已经又不是纯粹的农民了，尽管还没有离乡，但已经“离土”。。

　　比如二哥和二嫂早已“洗脚出田”，合家搬到纪台镇驻地，经营车辆维修部多年，而且几经搬迁，已经在镇上的“黄金地段”盖起了一幢二层的临街楼，一层用作经营，二层用作住宿，完全是“下店上家”的经营模式了，他们的孩子也已经离开小镇，直接送到城里学校去上学了。

　　大姐虽然还在农村，但是家里的3亩多责任田早已转包给别人耕种，她和大姐夫靠经商做生意，也是“离土”久矣。

　　二姐与二姐夫则筹资在镇上建起一处地磅，专门给过往车辆量衡货物，一部地磅的收入不仅维持家用，而且还供养着两个花销颇大的大学生。

　　小妹则干脆一天农活也没有干过，一直与妹夫在寿光开店，刚开始手头没多少钱，在城里租房子住，几年下来，已经攒钱在寿光买了房子正式落户，而且店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屈指一算，他们从黄土地上转移出来，外出经商做生意，这才多少年的光景。父母在世时，住不惯城里的高楼，喜欢在乡下老家住，我们因为探望父母，经常要回村里去。如今两个老人都不在了，我们兄弟姐妹与出生地联系的最后“脐带”，就剩下了一座人去房空的老屋。农村老家，正在逐步淡化成一个回忆。

　　这些年，中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我的兄弟姐妹们也正是在这股城乡互动的时代洪流推动下，走出了农村，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身边亲人生活的转移变化，不正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