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数的白领有“上班恐惧症”———这是春节前北京一家名为“智联招聘”的调查机构，在结束了一项对5000人进行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2月4日《北京晚报》），相信这项结论也能够让许多白领朋友“心有戚戚焉”。

　　有“上班恐惧症”，这本身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倒是专家们的解读：他们众口一词地将这种病症的原因锁定为“心理问题”。认为这是从一种心理状态进入另一种心理状态时必然要出现的现象，并开出了“慢跑”、“喝咖啡”、“想象放松”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药方。更有专家以“不愿意面对压力、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来解释这种现象（2月5日《中国经营报》），如此说来，“上班恐惧症”的根本原因竟是白领们的好逸恶劳了，这还不得好好开导开导他们？

　　不过我对这个结论却是有几分怀疑的。道理很简单：从工作到放假也是“状态转换”，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同样比例的“放假恐惧症”呢？中国人不是一向以勤劳著称吗？

　　心理学认为，恐惧来源于不确定性；上班和不上班的最大区别在于要不要面对老板———所以在我看来，“上班恐惧症”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对面对老板时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的恐惧”，换言之，“上班恐惧症”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要到劳资关系中去找。

　　那么，中国的白领们和老板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去年年底的一篇关于白领“过劳死”的报道披露，那些看似衣着光鲜、享有高收入的白领们实际上却每天都在“像陀螺一样疯狂工作”，他们“吃得比猪少，干得比牛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而造成这一切的压力，都来自于老板。为了使老板满意，他们“要时刻费心地揣摩老板的一个举动，一个眼神”，“24小时不敢关手机”（2005年12月26日《环球时报》）。显然，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可能不让人恐惧。

　　如果进一步问：老板何以能够向员工施加如此之大的压力呢？考虑到去年全国大学生的就业率只有70％左右，也就是说有一百多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白领”的供给过剩应该是造成老板强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白领员工们缺乏集体谈判的手段，无法厘清和老板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无法在工会的保护下理直气壮地享受法律赋予自己的休假权、劳动权以及获得报酬的权利等，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由于白领们无法享受这些权利，老板手中的权力也就因此具有了极大的随意性，白领们的前途也就因此具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才是他们恐惧的主要根源！用马克思的话说，白领目前的状态就“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是啊，谁不害怕人家鞣自己的皮呢？

　　显然，“上班恐惧症”的原因是结构性的，不是心理性的，靠“慢跑”、“喝咖啡”、“想象放松”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治“上班恐惧症”，只能靠工会的成熟与强大，靠劳资关系的和谐与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