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一名军事囚犯被流放到臭名昭著的魔鬼岛上。此后12年，法国社会陷入一片骚乱之中，德莱弗斯成了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事实上，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与间谍活动毫不相干。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被当局选作替罪羊。1894年9月，法国情报部门在德驻巴黎大使馆的废纸中发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这封信是寄给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在德国边境掩护部队的情况和一些军事机密。

　　这封信很快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的手里。桑德尔上校一向对陆军总参见习军官德莱弗斯上尉有成见，早在德莱弗斯刚进总参谋部时，他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于是他武断地认为德莱弗斯就是泄密之人。

　　很快，德莱弗斯就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被逮捕。

　　在开庭审判以前，军方请了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认为证据不足，不象是德莱弗斯的笔迹。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因为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做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

　　审判于12月19日开始，检察机关的惟一证据就是德莱弗斯上尉的笔迹和被透露的军事文件上的笔迹“有些相似”。但是在审判开始前，军方的高级领导人不停地向报界透露各种不实之词，一些平时很可靠的报纸也编造出大量谎言，在读者中败坏德莱弗斯的名声，巴黎报界对德莱弗斯的诬告已经铺天盖地。审判就这样在报界的强大压力下开始了。

　　审判第一天，德莱弗斯即已充分证明该文件与他无关。但此时，总参反间谍处的亨利少校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也要给德莱弗斯定罪。他在秘密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莱弗斯是叛徒!”，并拒绝透露该人的姓名。同时，法国军方为了给这个犹太军官定罪，为德莱弗斯编造了一份秘密档案。在档案中，他们捏造德莱弗斯的历史，篡改一些电文，然后提交给法庭。于是，1894年12月，在人们高呼“杀死这个犹太人”的声浪中，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莱弗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开除其军籍并终身流放魔鬼岛。

　　1896年3月，法军情报处又截获了一份泄露军事机密给德国人的文件，其上的字迹与当年用来给德莱弗斯定罪的那一份极为相似。德莱弗斯案件的特派观察员皮卡特中校在请专家鉴定后，基本确认两份文件均出自一个花花公子艾斯特海兹之手，他才是真正的叛国者。1897年11月16日，德莱弗斯之弟马第厄公开宣布艾斯特海兹是真正的叛国者。1898年1月11日，军事法庭开庭，三分钟后即宣布艾斯特海兹无罪。当晚有大群人欢呼:“艾斯特海兹万岁! 军队万岁! 处死犹太人!”

　　就这样，一场由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开始了他们企图借此反对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另一面，进步律师、记者和作家则在《震旦报》强烈呼吁，要求撤销对德莱弗斯的错误判决，以维护法律和人权的尊严。作家爱弥尔·左拉是德莱弗斯的一位重要的盟友。左拉本人也是一个丑闻人物，罗马教廷查禁了他所有的小说，并宣布“那些都是下流读物”。但是左拉这时已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并通过那些争议极大的著作获得了极高的名望。他在《震旦报》上发表了一封名为“我控诉!”的致

　　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信中左拉以激烈的言辞，点名指控那些将军们精心策划了对德莱弗斯的陷害，并指控军方释放了真正的叛国者艾斯特海兹! 在信的结尾，他向政府和军方挑战，问他们是否敢在法庭上控告他犯有诽谤罪。

　　挑战被接受了。陪审团仅用一小时即判处他有罪，并处以该罪名的最重处罚。暴徒在审判大厅里高呼“处死左拉! 处死犹太人!”。当晚，愤怒的示威者向左拉的居所投掷石块。

　　左拉被定罪后，被迫流亡伦敦。他认为，在那样的气氛下，任何人都无法在法国获得公正的对待。那个在对艾斯特海兹和左拉的审讯中，曾坚定地证明军方伪造证据、陷害无辜的皮卡特上校也在左拉之后被逮捕并被关入一个要塞。他们此时几乎和德莱弗斯一样被人憎恨。

　　但是，在另一种呼声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一名军官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亨利无法抵赖，当场被捕，第二天就自杀身亡。艾斯特海兹闻讯畏罪潜逃，到英国避难去了。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在此后漫长的7年中，法国政府几经更迭。在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努力下，1906年，德莱弗斯终于被正式宣布无罪释放。但真正叛国的艾斯特海兹少校却始终逍遥法外。

　　法国在这12年中被德莱弗斯一案搞得四分五裂，近似处于一场不流血的内战中。政府垮台，家庭分裂，决斗风行，有人前途被毁，有人入狱，有人自杀，活脱脱地一出人间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