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了，我还是没有见到我的亲生母亲。这是我的终身遗憾。
撰稿／钱亦蕉（记者）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采访王弘之先生是冲着孙中山外孙的名头去的，而最终让我感动的却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故事。
这个仍生活在上海的中山先生的外姓后代已经88岁了，虽然行动有些迟缓，但思维和口齿还很清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碰到某个日期或者名字想不起来的时候，总是一声不响很认真地用力想，往往在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在别人已经开始谈论其他事时，突然他吐出了一个数字或者名字，很确信地。
整个采访过程中，他饱经风霜的脸庞一直平静而安详，只是在述说自己和妈妈的故事时，泪水止不住地从眼角流落，而他一次次用手帕轻轻抹去，继续说下去。60年过去，弘之先生最终还是没能见上自己的亲生母亲……
疑窦重重
我早先并不知道孙婉是我的母亲，小时候，我只知道我的娘是李澄湘。
直到20岁那年，我那时已经上大学了，有一天我把爸爸箱子里的衣服翻出来晒，里面掉出一个牛皮纸口袋。我打开一看，是很多旧照片，上面的人大多是我没有见过的，后来知道那是我母亲孙婉和外国同学一起拍的照片，也有她与孙科在一起的照片，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只是很奇怪，照片里的人是谁呢？父亲为什么藏着这些照片呢？
其中，有一张护照上的照片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一个少妇抱着一个小孩，我看这个小孩，又有点像我，又有点像姐姐。就把照片从护照上抠了下来，拿去问四叔王季长。我说：“四叔，这个是谁？”四叔一看照片，神色有些古怪，说：“晚上你到我房里来，我跟你说。”晚上，我跟四叔面对面坐了很长时间，他就是不说话，还把照片拿走了，只是嘱咐我“早点睡”。后来，我又去问四婶，她也不肯说。
我总觉得他们是故意要瞒着我什么，我又想起别人都只有一对爸妈，而我又有爸爸（生父王伯秋），又有二爹爹（二叔王仲钧）。再有，我们家的客厅里摆着一座孙中山的塑像，这在那个时候是很少见的，如果不是国民党员，一般家庭里不会在客厅中间放上孙中山的遗像，我曾经觉得很奇怪，问过家里人为什么放他的像，家里人只是说“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也不做更多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让我心里产生种种怀疑。
这是第一次，我接触到自己的身世。第二次，那时我的祖母已经死了，二叔和四叔闹意见，准备要分家了，有一天我的二叔王仲钧对我说：“弘之，你明天把你二姐（王弘之的亲姐姐王纕蕙）一起叫来，到法国花园，我有事对你们说。”我觉得这当中肯定有什么隐情，就跟我姐姐说：“你明天不要出去了，二爹爹要找我们谈话。”虽然我姐姐年龄比我大，但是她倒糊里糊涂的，对家里的事不大关心，结果还是自顾自出去了，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公园。二叔同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父母是谁，你知道吗？”这让我很诧异，我说我是爸爸和娘的孩子，他说：“你不是。你的母亲是孙中山的小女儿。”
这句话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我想一般家庭里，重男轻女，因为没有男孩就过继一个儿子，那是很正常的，但过继的是这么一个大人物的后裔，这真的很奇怪。他又说：“你知道吗？你生在从美国回来的船上，我们家派我到上海把你抱回来的，接回来以后，说是我的同学留美了，孩子不能带去，就寄养在我这里，所以你就叫我二爹爹了。”这种说法，我也是头一次听到。同时，二叔又叮嘱我：“知道就行了，不要随便跟别人讲，跟你姐姐也不要讲了。”所以这件事我就一直瞒着姐姐。二叔告诉我生母的事情之后，又不让我说，我也不好向人求证，只好把这个秘密和所有的疑惑藏在心底。
真相大白
后来，抗战胜利了，父亲也早已客死他乡。有一天，我们家请了重庆回来的老朋友张默君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她与我娘谈了一会话，我娘就辗转地告诉我：“你不是我亲生的儿子，你是我养大的，你的亲生母亲是孙中山的女儿孙婉，她已经不在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的生母并没有去世，我养母当时这样讲，是要断了我找她的念头。
我娘又说：“你放心好了，我今后待你还是像从前一样。”我说：“娘，你不要这样讲，从小都是你带我，生病，上学，生活……我不会忘记你。”到这时，我才真正确信我的母亲是孙婉，父亲就是王伯秋，我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
后来，断断续续从二叔王仲钧那里，我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爸爸王伯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1912年父亲回国，1913年又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孙中山知道父亲去了美国，就写了一封信说他二女儿孙婉也在美国，年纪尚小，托我父亲照顾一下。
父亲接到信，曾去找过孙婉一次，结果没碰上，就留了一个条，说你父亲孙文托我来看看你云云。当时也没有再将此事放在心上。后来圣诞节，留学生一起搞活动，他们两个才碰上。刚见面时，双方也不认识彼此，只知道一个是“老大哥”，一个是“小妹”，大家让“小妹”教“老大哥”滑冰，没想到一不注意两人一起摔了一跤。父亲摔伤了，卧床两周，“小妹”几乎天天来看望他，这时他才知道原来眼前的“小妹”就是孙婉。
妈妈孙婉那时才18岁，南国少女，又受西方教育，性格大胆热情，主动与父亲交往起来。父亲对她也很有好感，但碍于老家已有妻儿，进退两难。后来，父亲难挡母亲的热情，也为了不伤害母亲，就把已有妻儿的实情相告。谁知道母亲并没有被吓退，仍旧要与父亲在一起。父亲曾写一信，想把实情告诉孙中山，希望他能劝阻孙婉母亲，但是母亲不同意，把信撕了。爸爸后来告诉二爹爹，他终身遗憾没有坚持再写第二封信，以至铸成大错。
第二年（1914年）7月15日，爸爸妈妈结婚了，他们对中山先生隐瞒了爸爸已有老婆孩子的事实，孙先生派了儿子孙科来主持婚礼，他们就在波士顿的教堂里举行了西洋仪式的婚礼。1915年夏天，妈妈生下了姐姐纕蕙，也就是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的抱在妈妈手里的小孩。
1918年秋天，妈妈又怀孕了，父亲想要回国看看祖母，并且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岳父大人，以取得谅解。母亲并不想马上回国，最后两人商定先去日本，生下孩子后，再回中国。1919年4月，就在从美国到日本的海轮上，妈妈生下了我。因为生在船上，取名“海平”，英文名字叫Ｓｏｇｅ，弘之是我后来的名字。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爸爸的一个日本同学家里，妈妈写了一封信给大嫂陈淑英，把爸爸在老家有结发妻子和儿女的事告诉她，希望她婉转地禀报中山先生，并帮忙美言。孙中山了解真相后大怒，坚决反对“一夫多妻”，提出“有李（王伯秋大太太李澄湘）无孙，有孙无李”的原则，要求父亲与原配离婚，才能与母亲在一起，如果离不了，就断了这头的夫妻关系。
天各一方
1920年4月，我1岁的时候，父母回国，舅舅孙科来接。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了上海孙科家里，父亲不好意思住，就借住在外，后决定先回南京与家人商量。
一边，父亲回南京周旋，另一边，留在上海的母亲也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父亲孙中山能作一些让步。实际上，孙婉母亲也很同情李氏夫人，觉得万一离不成，那就“两头大”，她主外，澄湘母亲主内。但是这种办法，并没有得到中山先生的认可，孙中山对此事很坚决，不许二女侍一夫，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
父亲回到南京家里，才知道17岁的大儿子得霍乱死了。大太太李澄湘是旧式女子，贤妻良母，原本父亲就觉得难以启齿说离婚的事，现在又碰上她痛失长子，更不知如何开口了。只好先跟老太太也就是我的祖母商量。祖母是个厉害的扬州女子，一听这事，就定了两点原则：一是原配澄湘不能离异；二是要把两个孩子弄回王家来。于是就让二叔王仲钧拿着父亲的照片和信去上海接孩子，说是老太太想看看孩子。母亲就把我和姐姐交给二叔带回，希望二叔代为说情，希望老太太能容纳她。
谁知，一双儿女从此就与母亲天各一方了。孩子到了南京，老太太就再也不提媳妇了。一开始，先把我放在二叔家养，后来澄湘母亲又死了一个儿子，祖母跟她挑明了真相，决定两房合一子，让我叫王伯秋爸爸，叫王仲钧二爹爹，叫李澄湘娘，叫二婶作二姆妈。后来，孙婉母亲一封封信寄来，问父亲有何进展，父亲一开始还想努力说服祖母，后来索性放弃了，母亲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最后，她带着忧伤去澳门侍奉母亲卢慕贞。因为上一辈人的固执，父母不得不分开了。1921年3月，孙婉母亲嫁给了外交官戴恩赛。
1929年，母亲在随戴恩赛去巴西之前，曾希望把我和姐姐一起带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请父亲带孩子出来见见面。但是祖母不同意，父亲只好带了澄湘母亲和孩子的照片前往会面。妈妈看王家不放孩子，提出让我留在王家，把姐姐带走，还是遭到了拒绝。妈妈伤心地离开了中国，这也是她与爸爸此生的最后一面。后来，抗战期间，1939年，爸爸因膝关节癌客死贵阳。我们姐弟俩成了无父无母的孩子。
虽然，澄湘母亲说我的妈妈也已经不在了，不过我的心底总还存着一丝希望。所以，当1947年二姐姐纕蕙到台湾大姐姐那里去时，我就把我们的生世秘密告诉了她，还给了她一张父亲的照片，希望她到了那里顺便再打听一下。
母女重逢
解放以后，我留在上海，碰到《大公报》上海的发行人李子宽，他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偶然问起他：“我生下来有一段传奇，你知道吗？”他说：“其实你的事，我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上海市政协里面，章士钊等人，听说王伯秋有个孩子遗留在上海，正在找你呢。”我才知道，我的身世是半公开的秘密。
我先在对外贸易管理局工作，后来在上海外贸学院附属中专和上海金融学院教书。解放后不久，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写了很厚一叠材料，向组织上作了交待。因为这层关系，历次运动还是遭到了冲击，被隔离审查。后来，我的身世逐渐公开，“文革”的时候，被抄家三次、一家人被关在牛棚里，被斗被打……
就在最艰难的“文革”期间，我收到了二姐纕蕙的一封来信，说找到妈妈了。原来，二姐在台湾一直留心着此事。二姐在台湾结婚后，养了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叫税道耕，大专毕业以后当上了出租车司机。有一次，碰巧孙科的儿子孙治强的秘书坐了他的车子，于是两个人谈起了当前的政治形势等等。那人奇怪了，说：“你只是个司机，怎么会对孙家的事情这么了解？”税道耕就说：“我就是孙家的后人啊。”就这样，两人联系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孙科的秘书梁寒操处理这个事情。
梁寒操找到我姐姐，告诉她母亲还活着，姐姐非常高兴，想与母亲相认，梁寒操答应她再与孙科商量一下。梁寒操问孙科是否有个外甥女，孙科说有是有，但因为一向没有往来，所以他想了解一下，怕有人冒充。他就派大儿子孙治平的夫人张眉特意到香港去调查一下，见到我母亲，谈起有个女儿在找她，母亲很感慨，希望能跟在台湾的女儿见面。于是，母女两个人开始通信。大概通信4年之后，约好1969年夏天，二姐去香港母女相见。
那时母亲人在澳门，为了与姐姐的见面，特地在香港租了房子住下，等姐姐。母亲派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来车站接姐姐。因为互相不认得，她们约好，二姐身穿紫罗兰旗袍，手拿一本杂志；成功妹妹则穿一身鹅黄色旗袍。50年后，姐姐终于和母亲再次相见。姐姐与母亲得以异地见面，并且一起住了一段时间，非常高兴。而我，虽然比姐姐更早知道母亲是谁，却反而没有见到。
遗恨绵绵
姐姐和母亲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母亲希望能把我也接去与她见面。这个时候，内地正好“文化大革命”，海外关系控制得很严密。姐姐寄了一封信到亲戚家，请他转交给我，邀请我到香港与母亲见面。
接到信，我又惊又喜，直到这时才知道妈妈还活在世上，而且不停地喊我的名字，要想见我。我当时已是专政对象，又不能瞒着组织，我只好把姐姐的信交上去，请示组织上我能否回信，能否去香港。结果信交上去后，一直没有回音，这样就耽误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阵，组织上来找我了，说：“王弘之，你舅舅在台湾担任‘立法院长’，现在要你去做统战工作。”我当时就回答：“这简直是笑话。你们一直限制我的海外关系来往，我把信交给你们，问能不能回信，都没有消息。现在却要我做统战工作了，未免太奇怪了。”他说：“有这样的事情吗？你有信交上来吗？我们好像没收到。”我说：“你去查一查。”过了一段时间，他拿了信来找我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从来不限制人民的通信自由。”弄得我无可奈何。而这时已经错过了姐姐和妈妈在香港等我一个月的期限。
后来，1979年的时候，戴成功妹妹到上海来见我，要求带我去香港与母亲见面。我再次向组织上请示，组织上不置可否。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是可以去了。那时正好是学校暑期前的大考，请不出假，我对工作也比较负责，我想我们母子60年没见面了，也不急在这一个月，就决定过了大考，等工作完成后再去。成功妹妹先回去了，我留在上海准备大考的工作，没想到，却在报纸上看到了母亲于6月10日在澳门镜湖医院去世的消息。据说，临终的时候，一直在呼唤着我的名字——“海平，海平，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
明明就可以看到了，可是，我们母子最终还是没能见上面。60年了，我还是没有见到我的亲生母亲。这是我的终身遗憾。
尾声
我这里一直保留着一个铁皮盒，抄家时也幸免于难，里面说是父亲的影像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打开播放了看看。
这次，在纪实频道《往事》栏目做节目，编导陈菱想了很多法子，终于在节目中把影像放出来了。在多年以后，我又见到了爸爸的模样。我夫人李云霞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这次是她第一次看到。
那是1935年左右，爸爸在福建长乐县做县长，拍摄的是他工作的情景，演讲啊、办公啊……爸爸那时剃了个光头，他原来是一头自然鬈的黑发，自从与孙婉母亲彻底断了以后，就把头发全剃了，削发明志。分离的伤痛永远地留在了爸爸妈妈的生命里。（由于王弘之先生因病住院抢救，本文未经他最后审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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