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君真健，俯仰依违我大难。

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唐。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弛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1949年3月28日夜，与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唱和不断的柳亚子写下了这首《感事呈毛主席》，诗中弥漫着他内心的不满和牢骚，流露出了归隐故乡之意。“说项依刘我大难”意指说服蒋介石交出政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个天大的难题。这是柳亚子对中共与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不满。这一天离柳亚子到北平不过十天，毛泽东进北平只有三天。一个月后（4月29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到柳亚子的手中。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在心向往之的新政权即将诞生之际，柳亚子竟然“牢骚太盛”几乎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谜，柳亚子“牢骚太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自毛泽东的诗在1957年的《诗刊》第一期上发表至今，还没有人提供特别有说服力的解释。最近，孙有光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1949年柳亚子住在颐和园时，他是负责其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员，亲眼目睹了柳亚子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打管理员，以及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田家英送来毛泽东的上面那首诗的经过。当

　　事人的回忆大大有助于我们破解柳亚子的“牢骚”之谜，其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说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听鹂馆请柳亚子夫妇吃饭，对他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的事当面作了批评，并对没有邀请他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等做了一些解释，周说：“因为柳先生年岁大，身体不好，有些事情没有麻烦您，柳先生可能有些误会。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多保重身体，今后有的是重要工作要您去做。”周恩来对柳亚子的劝慰透露了其牢骚的重要原因。只是孙有光记忆的时间有误，查柳亚子4月22日日记，没有一字记载，倒是他6月28日记有和周恩来在听鹂馆晚餐，但同席的人很多，有张友渔、徐冰等共13人。“乘舟而去，徒步而归，余颇有醉意。”参照宋云彬７月４日日记，周恩来和他谈话应该是这一次，这一天，宋云彬曾收到他的来信，其中有“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这样的话。

　　此外，仔细对照孙有光的回忆与柳亚子、宋云彬当年的日记，有许多回忆也并不准确、可靠。如孙回忆，“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可以说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1日在北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谈，将六国饭店作为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下榻和工作的地方，包括柳亚子在内住在六国饭店的民主人士都要全部搬出，3月29日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益寿堂。“由于柳亚子先生对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本来就不同意，此时为了给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腾住地，又让他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六国饭店移居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颐和园居住；黄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而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有的高级民主人士一来北平就给了专车，而没有给他”。“几件事引起他的不满”，所以他才写下了那首不无牢骚和幽怨的诗《感事呈毛主席》。“总的说来，柳亚子的牢骚，是从3月26日通知让他从六国饭店搬出起，到4月29日毛主席派田家英给他送诗止，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发生的。”这番回忆多处有误。

　　一、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也并不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

　　实际上，他到北平几天即开始流露出了不痛快，抵京当天他就有意到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的灵堂，因接待部门无法及时提供小车而未能成行。 3月20日晚上，他出席李维汉、周扬主持的学术工作者会议。“李、周招宴，饮酒仅七杯，颇不痛快。”3月24日，“下午，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址在中南海），被邀讲话，尚未垮台为幸！……又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南社盟主被摈于文协筹委会常委之外，话虽说得轻松，其中却不无苦涩的滋味，实际上“牢骚”已露出端倪。

　　这和他进北平前的发脾气可不一样，3月17日叶圣陶日记称：晨起甚早，亚老示以二绝。昨夕在车站等候较久，亚老向招待人员发脾气，既而悔之，遂作二绝。其一云：

驱车夤夜入沧州，俸禄中宵动旅愁。

蛇影杯弓疑过敏，如虹剑气浩难收。

　　其二云：

谩骂灌夫原失态，数奇李广不成名。

水心两字能箴我，克己终怜负友生。

　　3月25日的云彬日记中就谈及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这与柳亚子后来写给儿子柳无忌一家的信中所说“我到此后，精神非常好，就是脾气愈来愈躁，喜欢骂人，那也不去管他了”。前后可以相互印证。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柳亚子的“牢骚”也不是从3月26日这一天开始的，而是踏进北平不久就有了。

　　二、孙有光回忆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的时间不对。据柳亚子4月22日的日记，那天他到陈叔通处，钱端升、齐燕铭来，才知“将迁入颐和园休养”，“或将与不辨菽麦的载湉小丑，同其命运欤！一笑！”与孙有光回忆3月26日决定将他移居颐和园相距近一个月。

　　第二天（4月23日）下午，他到颐和园益寿堂看屋，“结果，非常满意，遂决定星期一搬家”。

　　星期一即4月25日，这天下午他搬进颐和园益寿堂（宋云彬等也是这天搬离六国饭店）。后来他将自己移居颐和园以后的诗集名为《万寿集》，前面有一段话称，齐燕铭说让他们夫妇住到颐和园休养，是“奉毛主席之命”。3月28日，柳亚子写下“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诗句时，离移居还有近一个月，可以断定移居不是他牢骚的原因。何况根据柳亚子日记、书信，他对移居颐和园是满意的，4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余俩住益寿堂之正落，共五间。心清住西厢，安排甚妥帖。” 他在1949年诗集《光明集》第九卷中也说，4月23日去看了颐和园的房子，“其圆满超出意外”。几天后住入那里，“自今而后，其将安我神而悦我魂欤！”5月13日，他给关系密切的画家尹瘦石写信：“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颐和园益寿堂，算是给我养病吧！”6月14日他给柳无忌一家的信中说道：“颐和园住得非常开心，不想还家，因为上海没有这些好环境好房子来住也。”7月15日，他在给执弟子礼的曹美成信里也说：“我因身体关系，毛主席要我在颐和园静养，不问一切外事。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其中虽不无牢骚与不平，却不是因为移居颐和园引起的。

　　三、孙有光回忆说，柳亚子“牢骚”原因之一是，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泽东还没有接见他。他写《感事呈毛主席》诗时，离毛泽东到北平不过三天，这个原因恐怕不成立。实际上，毛3月25日下午到北平，他就作为三十个代表之一去机场迎接，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等“同乘第一号车，检阅军队而返”。当晚，毛就派车接他到颐和园饭局，共有两席，主人外，有他、郭沫若、陈叔通、章乃器、张东荪、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及刚到北平的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共20人。毛虽没有单独接见他，对他也是优礼有加，他也是兴奋难以，当夜即赋诗四首，其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赞誉，看不出有什么。

　　倒是他感到不仅在文坛上未受重视，更令他不安的是他觉得在自己参与创建的民革也受到排挤。2月28日，即在他到北平前20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亚子被排除在外，也就不可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了（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入）。不到一年前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柳亚子名列第五，何况他曾是民革的秘书长，当时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现在却连代表都不是，他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

　　至于“无车弹铗怨冯唐”，出入没有专车确实给年事已高、高度近视的他带来很大的不便，对此他确实有意见，但决非他“牢骚太盛”的根本原因。

　　四、柳亚子的牢骚并不始自3月26日，也没有到4月29日终止，其牢骚远不是这一个多月间的事。

　　3月25日，柳亚子日记说：“上午，赴云彬处与愈之深谈。”到底深谈些什么，他本人的日记没有只字透露，好在宋云彬日记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

　　“愈之”就是胡愈之，其公开身份是文化名人，实际上还有一重身份，即是“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特别党员”，长期在文化界从事统战工作，他和柳亚子“深谈”决非一般朋友之间谈话那么简单。作为一位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人，胡愈之负有特殊的使命，当他察觉柳亚子不忘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以及与领袖密切来往的关系，处处以“革命先进自居”，不无“居功自傲”之嫌，便有意以张申府的例子进行提醒。

　　与胡愈之共事多年，书生气十足，看问题比较中肯的宋云彬显然不同意胡的意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说：“人能不忘其过去之光荣历史，必知自惜羽毛。张申府在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所以张申府的问题恰恰在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他接着说：“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愈之殆闻人转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绎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记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

　　第二天（3月26日），柳亚子日记“上午，在云彬处与愈之长谈，颇有意义”。但宋日记没有记。

　　《感事呈毛主席》就是柳亚子和胡愈之长谈后写下的，可见谈话不仅没有消除他的牢骚，反而使他产生了归隐之念，这其实也是一种更大的牢骚。从胡愈之所举张申府的例子，我们也不难解读柳亚子的“牢骚”首先就是他不忘革命历史，他跟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酬唱，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他自认为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灵魂人物，一贯反对蒋介石，可是当他兴冲冲进北平之后，发现并没有受到那么重视，李济深、谭平山的地位都远在他之上。后来（7月15日）他给曹美成信中有一句话：“现在民联由平山主持，我亦懒得过问。”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他牢骚满腹，这一切都被比他年轻的朋友宋云彬看在眼里。虽然他们年龄相差十岁，直到1942年才在桂林相交，却是一见如故，关系很不一般，柳在《八年回忆》中说：“我和云彬本无一面之缘，只在茅盾《牯岭之夏》一篇小说上，看见宋少爷的大名，又在香港问过茅盾，知道宋少爷就是云彬。”其时香港刚刚沦陷，柳亚子逃难到了文化人云集的桂林，宋云彬是文化供应社的总编辑，柳亚子在这里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南明史研究，创办了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担任副社长之一。1944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等特意以南史社名义印行了《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

　　1946年8月2日，宋云彬写过《柳亚子》一文，对他们之间的交情叙述颇详，其中说在桂林时，“我和柳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朝夕过从”。1947年，宋云彬、柳亚子先后来到香港，两人也常有来往。柳亚子发起扶余诗社，即请宋云彬担任秘书。1948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柳亚子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10月28日，他写信请宋云彬相助，其中有“弟与我兄，均为二十年前风云中硕果仅存之后死者”之句，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宋云彬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武汉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都曾遭到通缉。1949年，他们应邀同船北上，又一起来到北平。

　　正因为两人交情不浅，宋才对柳的“牢骚”感到忧虑。４月６日下午，宋走马灯似的参加了新闻界在六国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和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招待会。到了北京饭店后，刚好是柳亚子发言，谈及自己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他马上写了一张字条劝止。他说：“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罗迈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化名。

　　柳亚子一再强调他与民革、民盟的关系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1947年年底柳亚子写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其中有他对自己显然过于自负的定位：“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他认为，自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已“永久没有领袖了”，何香凝、宋庆龄和李济深虽然“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我有科学的预见”，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他之所以请李维汉不要把他当作党派人物而愿意归入文化界，正是一种牢骚，是对当时自己在国民党民主派中受排挤的不满。

　　柳亚子的发牢骚、发脾气，其实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对一个新的政治环境感到陌生和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政治上的安排不满，他总是将自己与李济深等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头面人物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