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瞻适之先生风采是在194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地点是纽约曼 哈顿东城华美协进社。那时我们同船来美的第六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第四十二街码头登陆之后，还有一部分留在纽约接洽或更改入学事。只有我一人早已决定进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及西欧史的博士学位。那天在百人以上的集会中，胡先生仅仅向大家遥遥举手招呼而未作谈话，可是那中小型身材和儒雅的风度却十分具有魅力。

　　我首次和胡先生交谈是1946年三月初。他接受了哥大公开演讲的邀请之后，注册课的外籍学生顾问就选了我作为学生四人小组的成员，届时要坐在台上向胡先生发问。那时哥大校董会耐心地期待艾森豪元帅迟早会接受哥大校长的职位，所以一时没有校长。胡先生演讲那天晚餐的主人是代理校长。这位主人坐在长桌的下端，胡先生坐在直对着他的上端，右手旁是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Nathaniel Peiffer，左手边就是我。入座前胡先生略略问了我的背景。我告他我原籍浙江金华，生在天津，曾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读书，何炳松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嫡堂哥哥。他立即谈到金华南宋时人文之盛，“试看现存的《金华丛书》多么了不起。”我回答说：“金华明初以后人文大衰，到了清朝已变成徽州人的三等殖民地。”他问我：“何以三等?”我说：“头等的去扬州，二等的去苏、杭、金华的徽州人很少是殷商大贾，多半几代前已经落籍，我们何家有些姑娘就嫁给徽州方、郑诸姓。”胡先生顺口作一案语：“看你虽在北方长大，对乡土的情形还是相当清楚的。”

　　初次交谈中我最大胆的一招是故意引他老人家发笑。我说：“记得南开中学1932年刚放暑假，下午有不少同学聚在范孙楼前空地无所事事。一位同学指着那穿着白“T恤”，骑在几乎完全不动的自行车上的又矮又白又胖的，说‘就是胡适的儿子，由于过于贪玩，国文竟不及格。’”胡先生听了，果然大笑，大声用英文对Peiffer教授说：“你听，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居然国(中)文不及格!”

　　当晚胡先生演讲的主题是：第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新形势。指出最可虑的是苏联势力的膨胀及其可能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他完全不带讲稿，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演讲中只有一个过于大意之处，他曾以一个小孩作比喻，说他爱吃糖(sugar)，一、两秒之后马上就自我纠正，说：“对不起，应该是糖果(candy)。”这场演讲内容平平，略近宣传，但胡先生态度极其自然，对全体听众和台上台下的发言者完全镇得住。

　　我惟一的一次在纽约胡府吃饭是1952年六月五日。那时我已完成哥大英国史的博士论文，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四年书，并且已经得到温古华侨领们的允诺，秋间可以完成五千元筹购中文图书的捐款。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由于早就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

　　这次晚饭前后，我们的谈话大体上是围绕着我当时所作的研究——十八世纪的两淮盐商及商业资本。这可能是他和我之间惟一一次有真正共同兴趣的学术谈话。主题谈完，胡先生送我一本《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并感慨地对清华和北大加以比较和回忆。他说：“清华文学院一向是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可是……”这时他和我对大陆上的院校改组计划都还不知其详，但是胡先生的话，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其重要性的。

　　1958年九月初至1959年八月底是我和适之先生接触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学年的首尾四个月，他和我都在纽约。我是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任务是完成《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传，经常来所录音，由唐德刚整理翻译。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1958年十二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往港澳洽购一个五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作客六日(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晨)。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家骅)先生。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生成功育出的无籽西瓜。

　　我虽然在胡寓原则上作客六天，可是天天忙于访问史语所和台大等处的旧师友，结识新学人，被迫在台大公开演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诸问题，此外还要在圣诞前夕去台中东海大学探视杨绍震学长。记得当晚露天盒餐，睡时发烧。翌晨(圣诞日)返南港，幸而胡先生最不信宗教，节日一如平日，再一晚即匆匆飞回温古华报告完成洽购图书任务。这六天胡先生更是天天忙于会客，他和我反而很少长谈机会。但有三点，我永不能忘。一、我在港澳每天海鲜小吃大宴，在胡寓第一晚即泻肚。由于胡先生习惯于夜静写作，听见我夜间的动静，第二天早晨亲到厨房嘱咐他最依赖的徽州厨子为我准备些面条等素净软食，不可多用青菜，因肚泻者不易消化大量的植物纤维。从这小事即可反映出他老人家待人的极度细心。二、某晚稍闲，我问他说：“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他沉思片刻，说这估计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三、某日上午九日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和胡先生最重要的谈话的时间是1960年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和傍晚，地点是他纽约的公寓。这年夏天我主要的任务是代表加拿大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并宣读“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即《明清社会史论》一书的主要统计部分)一文。唐德刚兄在机场接我，一见到我就说胡先生向他留了话，叫我在哥大旅舍订了房间之后，马上就给胡先生打电话。我当然照办，胡先生在电话里说：“这次要你小破费，不要搭地下铁，马上坐计程车尽快到我家，恰好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

　　我赶到之后，第一句告诉胡先生的话就是：中共原定派遣三百多人的大代表团临时取消了，所有八月初与会的汉学家们马上就知道中苏关系严重地恶化了。我随即摘要讲述我对苏联的正面、特别是负面的种种印象，胡先生兴致极浓，不觉已占去至少半个钟头。

　　胡先生说正因为兴致好，所以要把闷在心中将近两年的话向我直说。大意是我曾于1958年英译毛泽东两首《沁园春》，一首是1925年所作，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开头的，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开头的由咏雪而论古今人物的。英译之前我并且写了序文，发表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季刊》夏季号。胡先生责我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我说我并未曾把抽印本寄呈。胡先生说是王际真(哥大中国文学教授)给他看的。更接着说，毛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璠体呢。我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先生两三分钟仍坚持原见。我不得不指出他老人家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璠体，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先生看我也坚持立场不稍让，忽然用英文说：“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我随兴也用英语回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胡先生和我不由得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小小的争执。

　　再也没想到胡先生立即严肃地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 …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像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

　　胡先生接着说：“今天谈得非常高兴，我答应给你写字已好多年了，现在请你磨墨吧。”他于是很用心地给我写了每字寸半见方的八句杜甫的“羌村”。海外朋友中保藏的胡先生墨迹字体很少有这样大的。

　　写完之后，胡先生仍是海阔天空，谈兴甚浓。稍事休息之后，他站起来伸腰，我也随着站起。他突然问我：“你相信胡适的儿子在大陆会骂他的老子吗?”对这冷不及防家人父子间的问题捉摸不住，我只好不甚加思索地回答：“当然不会。”

　　没多久胡老太太江冬秀回家了。她问我住在哪里，我告她在哥大王冠旅馆。她说纽约治安不好，天真黑了回去不大安全。我已与胡先生谈了足足三个钟头，虽亟望能请二老出去好好吃一顿晚餐，也不能不为胡先生体力着想，就此告别了。不料这是和胡先生最后的一次谈话。

　　当1962年早春得悉适之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我对我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谈话重作反思时，才感觉到当时胡先生的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说而不肯说的话说出，平常不会提出的问题提出。最后问我有关思社(胡先生留在大陆的次子)的问题，内中似有隐痛。

　　胡先生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一般有关胡先生书文中较少涉及的。为存真，逐条忆录先生原来语句，随之以笔者的补充和诠释。

　　“墨子简直就是共产党!”

　　笔者案：这显然只是针对着《墨子》“尚同”等章而发的。意思是墨子坚持只能以圣王的意志为全民意志，个人是不能有一己的意志的，人民只能绝对服从最高领导的意志。

　　“陈寅恪就是记性好。”

　　笔者案：陈寅恪师国学根基之深厚、亚欧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所有陈师这不可及处仅以“记性好”三字轻轻点过，就足以反映胡先生内心中是如何自负，语言中如何不肯承认其他当代学人有比他更“高”之处。

　　“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

　　笔者案：胡先生每喜戏谑，这话在1958-1959年同我说了不止一次。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八月下旬何廉先生为我饯别的晚餐时当着几位太太面笑着说的。妙在太太们瞠目不解冷水澡的作用，无人接话。但这轶事却很好地解说马老生命力之强，能活到百岁是有原因的。

　　胡先生另一可爱之处是他到老都还保留了一些顽童以明知故犯为乐的痕迹。由于胡先生知道我午餐的邀请，不但出于至诚并且对我不是经济负担，所以1958年秋和1959年夏他和我曾几度在哥大附近天津楼吃午饭。这家饭馆韩老板是天津人，第二老板是福州人，所以红烧活鲤鱼、炸虾球、酸辣汤、锅贴等等都极可口。不止一次饭后胡先生不太好意思地微笑着说：“今天吃的谈的都很开心，似乎可以破例抽一支烟了。”也就在一次抽完烟十分轻松的情绪中，胡先生把领带翻过来给我看，下端有一小拉链，内中藏有一张五元的美钞。他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五元钱定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这个小秘密似乎从未曾刊印过。

　　此外，从胡先生长公子祖望先生获悉适之先生的生活片面，弥足珍惜。祖望在南开中学比我晚两班，当时未曾交谈过。六十年代前半，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朱晋康先生是我温古华的老朋友，又是祖望华府近郊的邻居。祖望那时是大使馆经济专员。1962年和1963年初夏我都到国会图书馆短期搜集史料，祖望两度邀我晚饭后到他寓所，同享当地名产半软壳的海螃蟹。

　　祖望证实了胡先生对国画的爱好，并提到胡先生与徐悲鸿很不寻常的交谊。七七抗战以前，徐曾在北平胡府作过几个月的客人。徐经常画马，凡不甚中意的照例“给你们小孩子拿去玩吧。”祖望以未经心收藏为憾。胡先生喜爱齐白石的画和与这老画家的交谊是屡见著录的。但胡先生一生两袖清风，并没有充裕的经济能力大事收藏古今名画。祖望手头仅存有齐氏大型仕女册页四帧，笔力遒劲、色墨和谐(青头皮极醒目)、构图精简、生趣盎然，为坊间极为罕见之最珍品。

　　记得一次我告诉祖望，我多年讲授中国通史，有两篇适之先生妙趣横生的文章是全班必读的：一是讲禅宗的“中国的印度化”，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五讲中有关传统中国社会与妇女的一文。后者指出传统中国妇女不但地位远不如一般想像之低，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传统文化产生过比中国还多的，以怕老婆为主题的故事和小说。这看法虽太偏颇，但用以矫正近代西方社会学家相反偏激的看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祖望听了之后，不由地指出世上确有不少笨伯认为适之先生是终身惧内的。他向我提出：“炳棣兄，请问那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观察是具有权威性的。

　　追忆适之先生，也不能不一提至今尚未见于著录的，一位保守硕学的史家，对他经常的“骂”。我1937年-193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而算是清华大学毕业，拿到一年哈佛燕京奖学金，所以1938年-1939年我到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作了一年研究生。曾旁听一门邓之诚(文如)先生的课。邓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之诚先生是在云南长大的。他最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都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据说，每课每学期他要这样骂一次。至于邓氏仪式般骂胡是出自白话文运动，或是出自胡先生早期考证(如《红梦楼》作者之类)曾获益于邓氏《骨董琐记》或其他扎记而不明言，尚待有闲详考。

　　结束这篇回忆，必须征引唐德刚《胡适杂记》119页：“学历史的人当然更要说胡适之不懂现代史学，但是那目空当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说胡先生‘不世出’。”

　　德刚与我在五十年代接触频繁，但他此处对我误解了。从我这篇回忆里，很显然胡先生最后才同意我对他再三的建议——搞历史必须借镜西洋史的观点、方法、选题、综合，必须利用社会科学，有时甚至自然科学的工具。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