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之十年砍柴专栏

　　最近有一件本来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新闻，却在大江南北被广泛报道并引发议论，一些城市的孤儿院的孤儿起名，不再像过去简单地姓“党”或“国”了事，而是按着《百家姓》的顺序起名。某市孤儿院今年轮到姓“李”了。可见这个法子也不是刚刚想出来的招，按“赵钱孙李”的顺序，今年应当是第四年这样做了，这算哪门子的新闻？至于被媒体像宝贝一样挖出来热炒一番，无非是赶上了近来“百家姓”的热潮而已。社会上的人开始恢复了传统的寻根意识，姓氏文化日益引起学界和传媒的重视，连所谓的“新民俗”——大年三十晚上普天同乐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节目，也拿《百家姓》来作背景，以烘托“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的祥和气氛。

　　媒体跟着炒孤儿姓“百家姓”，我觉得大概是因为这是个没有负面影响又能吸引眼球的事件，可以放开手去报道。而孤儿院这样做，也能被人阐述出好多“微言大义”，比如说:显得有文化，有历史感，充分尊重传统，体现重视普通百姓的“民本思想”，等等。

　　在我看来，孤儿院这样做，无非一是图省事的懒，二是随大流、赶时髦的俗。真有那么多深远的、值得大说特说的意义？庞大的李姓因此又意外地多了几百个新成员，作为世界第一大姓氏，多了这些人根本算不了什么。当年唐代姓李的当皇帝时，曾经大批量地给胡人赐姓“李”，后唐的李克用和西夏的李元昊的姓氏就是这样来的，现如今没几个姓李的会有一种和大唐皇帝甚至道家创始者李耳攀亲戚的荣耀。而对还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孤儿来说，姓什么他们都没太大的感觉。等他们长大懂事以后，我以为没准会有人觉得不如姓“澹台”、“诸葛”、“欧阳”、“司马”等复姓更醒目别致。姓了天下第一大姓有什么好？这使我想起了我二十多年前在老家乡村小学读书的情形。那个村聚族而居，我所在班的孩子大部分姓李，且按辈分起名，十几个孩子的名字只在第三个字上有区别，害得新来的老师要过大半年才能将这些人一一识别。

　　当然，有人会说，随《百家姓》给孤儿安姓氏总比全部姓“党”或“国”，显得更人性化，少一些意识形态的痕迹，是一种进步。其实无论姓“党”或“国”，还是按《百家姓》的姓氏，都在迎合一种主流的、强势的社会思潮，其中不难依稀看出政治功利的色彩。当年孤儿姓“党”、“国”，无非是显示出党和政府对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孩子的一种关怀，这种政治上正确的做法在当时的语境下当然是很合适的。而今舆论更强调民众的地位，党和政府不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吗？于是我们的许多公共政策无不大力宣传其“公众至上”，《百家姓》的热恰逢其时，孤儿院也来搭这趟顺风车了。

　　我们许多人的思维总喜欢从众，跟着流行走。许多人的脑袋里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甚至到了自己感觉不出来的地步，就是凡事要和流行合拍，标新立异的话没准会惹来烦恼和麻烦。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娱乐等等行业千人一面、缺少创新的重要原因。孤儿的姓氏按着《百家姓》顺序，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出于一种随大流肯定没错的惯性思维。

　　这件事让我再次想到古代帝王赐姓。大部分帝王赐功臣和自己同姓(即国姓)，而600多年前，燕王朱棣为夺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发动了名曰“靖难”的战争。在一次战斗中他被围困在一个叫郑家村的地方，有个姓马的太监救了他。后来朱棣坐上了龙椅，为表彰这个太监的救驾之功，便赐他姓“郑”。此人就是后来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朱棣不赐姓马或姓朱，而是用赐姓“郑”纪念当年绝处逢生的地方，难道因此就能说朱棣比起其他帝王更有创新型思维？其中必有说不尽的“微言大义”？

　　(作者系《法制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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