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一定都知道王海容。她是湖南长沙人，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谁也不会忘记，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或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王海容活跃在毛泽东身边。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一副做学生时就戴在脸上的白边眼镜，非常合适地架在小巧玲珑的鼻梁上；白净而又娟秀的脸颊，生动红润的双唇，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年轻而有风度，加上显赫的身份，使她成为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也使她名扬天下，成为举世瞩目的媒体焦点。

　　 她出身于湖南的名门望族。祖父王季范是一个辛亥老人，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建国初期曾担任过政务院参事，后来又被选为政协常委。“海容”这个名字，就是季范老先生给她起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意思。由此可见，辛亥老人是希望这个宝贝孙女，要胸襟开阔，博学广闻。由于老先生与毛泽东特殊的亲缘关系，使王海容可以在毛的身边工作，并且少年得志，又很快飞黄腾达。

　　 王海容是一个好孩子，没有辜负她爷爷的期望，1960年秋天，就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她学习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对她只是小菜一碟，不需要动用任何关系，走什么后门。她的同学在大学毕业之后，都去当了中小学老师，可是她却没有去教过一天的书。原因是她在毕业分配时，走了一个很大的后门。

　　 1965年秋天，海容师院毕业，周恩来特别指定，安排她到外交部工作。这就使她的地位一下子就远远高出她的同学，使得同龄男青年对她敬而远之，没有勇气敢去攀附这个高枝，这恐怕是使她以后成为一个老处女的主要原因吧！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总理的决定使她平步青云，可是也使她失去年轻人最珍贵的爱情。人生原来就是这样，有得到的，也一定有失去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她就更加“轰轰烈烈”了。在这个期间，她非常随便的出入中南海，活跃在被全国人民尊为神的毛泽东身边。到1970年，她就担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又升为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又在同一年，又被任命为外交部的副部长。一个1965年才毕业的大学生，1972年就当上外交部副部长，哪一个人有她这样的速度？与她同时代的造反英雄王洪文也不过如此吧！从此以后，她就做了4年多的副部长，一直到她失势倒运。

　　 毛泽东的死和“四人帮”的垮台结束了王海容的“黄金时代”，1976年冬天，她就被停职审查。经过无数次的检查交代，算是说清了问题。到1978年年底，她又东山再起，到国务院的参事室工作，并被任命为副主任。虽然从职务上看，要比副部长低得多，但级别仍旧是副部长的待遇。大概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除非是被彻底打倒，一般的情况下，她的级别是只会升而不会降的。

　　 上面介绍的是一个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的王海容，但在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个倒霉的王海容。后者要比前者要稍大一点，1953年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按她们入学的年龄计算，后者只比前者大七岁，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吧！只不过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上海。后者的出身也应当算是名门望族，她是抗日时期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员，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先生的女儿。前者所以走运，是靠她祖父和毛公的关系，后者所以倒霉，也源于其父与毛公的关系。

　　 前面的王海容在毕业的时候，得到有关方面的特别关注，因而平步青云和飞黄腾达。后者不但没有这样的好运，相反在毕业的时候，被打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被打成为右派呢？是因为其父王造时先成了为右派。为此，有关方面做女儿的思想工作，要求她与反动父亲划清界线，进而检举揭发他的反党罪行。可是王海容却十分顽强，在批判斗争她的大会上，不但拒绝揭发其父，反而为其父亲大唱赞歌，声称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父亲，是历史已经公认的抗日爱国人士。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王造时等爱国会七君子，因为主张抗日而被蒋介石投入监狱。因为他的抗日主张与共产党一致，因而也得到毛公的好感。可是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却与毛公的意见向左，成为被毛公所反感的人物。

　　 1941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半壁河山陷落在日寇之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皖南事变”导致国共两党内讧。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老大哥苏联，在4月13日为了“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在克里姆林宫与日寇一起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详细内容见后面的附件）。还有一个联合声明，说什么“苏联誓言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和“日本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完全是拿我们中国的神圣主权做交易，老大哥不但出卖了我们，而且还要瓜分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

　　 这个臭名昭著的中立条约和宣言向全世界一公布，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当然这也引起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一片欢呼。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即刻发表声明：“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欢欣鼓舞，报纸在刊发这一消息时，专门用套红大字出版，还配以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岗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声称“日苏条约的成功，是以证明和平运动的正确，将使渝方抗战之日益失其根据。”

　　 民间反应最强烈的是为抗日救国战斗不息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震惊之余他们立即做出决定：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以示抗议。“救国会”的负责人、著名爱国“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相约出席、主持了会议。他们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对苏联当局的如此行动，无不表示强烈的愤慨。

　　 座谈会上根据大家的讨论和意见，公推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

　　 信中开始歌颂了苏联以往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景仰”之情，然后指出苏日条约“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信中还要求斯大林做出说明：“（一）尊重所谓的‘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信中对苏联进行了批评，最后还向斯大林致以革命敬礼。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签字日期为1941年4月17日。

　　 该信交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国内外媒体无不肯定，称赞他们的写作动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此时，一直对该事件静观不语的某领导出面了，找到了沈钧儒、章乃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救国会朋友写这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考虑到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此举也很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

　　 毛公后来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对这个事件表了态：“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

　　 由于造公执笔书写了这封信，从此他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反苏”的代表人物。“反苏”就意味着“反共”。从此以后，王造时就成了被毛先生反感的人，因为他是“反苏”的罪魁祸首。

　　 1949年建国以后，除了已经过世的邹韬奋和李公朴，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只有王造时在上海家中失业。到1950年秋天，才有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校长聘请他去做法律系的教授，总算找到了一个养家糊口工作。

　　 可是到1957年，王造时因为“历史上的反苏劣迹”，终于在劫难逃，在反右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快被打成为中国的大右派。

　　 株连是中国的特色。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房闺秀，正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的王海容也立刻沦落为狗崽子。根据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理，再加她本人的恶劣表现，居然声称其父是一个历史上公认的抗日爱国的七君子，还叫嚣一定要为大右派翻案。自然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小右派。尽管王海容拼命顽抗，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全家灭亡的命运！只要看一看下面的记录，就知道在中国做一个右派分子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1957年造公和海容父女两人双双成为右派，家里有两个休学在家的兄弟，因为受此强刺激而神经分裂，都变成了神经病。从此以后，只有两个右派养活和照顾着两个神经病。1966年女儿患恶性乳房肿瘤，父亲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的公检法逮捕。不久女儿因经受不起无休止的批斗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肿瘤迅速广散而与世长辞，两个神经病也都因衣食无着，也贫病交迫而先后去世！到七十年代初期，“反苏反共”的大右派王造时在上海监狱中被迫害而死，身边竟无一个子女送终。这就是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的好下场！一代法学宗师，这个因抗日救国而闻名天下的名门望族，从地球上永远而且彻底消失！

　　 同样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同样是名门望族，而又同样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个王海容，为什么一个如此风光，另一个却如此倒霉？聪明的中国人啊，有谁能说得清这个道理？